非遗旅游体验质量对旅游者景区品牌评价的影响文化赋能旅游的研究探讨

非遗进景区现已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而文旅融合的协同关系同样强调文化赋能旅游的重要作用。从需求侧出发探索旅游者非遗体验质量对旅游景区品牌感知评价的影响作用机制,成为非遗旅游景区品牌建设发展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文章以广州市陈家祠及佛山市祖庙景区为案例地,基于565份旅游者有效问卷数据,探索旅游者非遗旅游体验质量对地方性感知与景区品牌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者体验质量越高,越易对非遗景区品牌作出积极性评价;此外,地方性感知在非遗旅游体验质量与景区品牌评价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凸显出非遗景区地方特色的重要性;非遗展演方式在非遗旅游体验质量对地方性感知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相较于静态展示方式,非遗动态展演方式下的旅游者体验质量对地方性感知的促进作用更强,揭示了非遗展演方式对景区品牌增值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增强旅游者具身体验质量、挖掘景区特色地方性文化、融入动静兼容的非遗展演方式等景区品牌建设发展的优化策略建议,为实现文化赋能旅游的实践工作提供启示。

非遗旅游迷思生产:从民间传承、舞台展演到文化旅游节——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例

非遗旅游迷思是非遗旅游项目引发人们产生旅游想象而形成的旅游吸引力。在实地考察、研读史料和相关文献基础上,根据罗兰·巴特思的迷思学理论思想对民俗类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从民间社区走上文艺舞台、景区舞台以及形成文化旅游节的实践历程剖析发现:非遗旅游迷思包括本真性迷思、地方专有性迷思和神圣仪式性迷思,是旅游目的地迷思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目的地以民间社区传承为本底,将当地的仪式、乐舞和礼仪等文化元素通过文艺舞台和景区舞台展演以及举办文化旅游节等形式创新生产形成非遗旅游迷思;当地居民、政府、旅游企业与艺术团体、游客、传播媒体等多主体共同参与非遗旅游迷思生产并共创非遗旅游迷思经济效应。在新时代,非遗旅游迷思生产应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为指引,在文化本真性传承基础上不断挖掘时代元素,与旅游目的地迷思相协同并从时空与产业层面强化迷思效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证研究——基于温州市非遗活态化发展与旅游融合的调研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要有效把握非遗与旅游的内在规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揭示非遗活态化发展与旅游融合的价值共性和契合点,通过典型案例探究融合的可行性路径。本研究以温州市非遗活态化发展与旅游融合的实证调研为案例,在梳理非遗的现代性活态传承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总结温州市非遗与旅游融合的主要特征:注重非遗品牌打造,主动推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非遗研学、非遗体验已经成为非遗常见的存在形态,非遗创意多元化,新型非遗产品不断产生。同时,针对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理论探索、促进非遗的现代性表达、营造非遗现代性发展新空间、构建非遗与旅游融合运行机制等对策,以此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新形态的加速形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模式研究——以丹寨万达小镇为例

运用共生理论,以贵州省丹寨万达小镇为例,探究在共生环境的影响下,政府、企业、传承团体、村民和旅游者五类非遗旅游利益相关者团体(即共生单元),通过共生介质(即非遗旅游)形成的共生关系。为进一步确定共生单元间相互作用的程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定量测度单元间的共生模式。结果表明:小镇非遗旅游共生单元间的共生行为模式以间歇和连续共生为主,共生行为模式以非对称互惠共生为主;未来应重点关注改善反向共生环境、支持弱势单元(即村民)参与小镇的发展、提高共生介质(即非遗旅游的品质)等,以推动共生演化。丹寨万达小镇的非遗旅游实践模式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遗旅游发展过程中,可通过多主体价值共创的方式推动非遗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基于居民期望和感知的非遗旅游发展支持度研究

为了探究非遗旅游发展中居民期望、获益感知、成本感知对支持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以喀什古城本土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且将获益感知和成本感知作为中介变量,生活质量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居民期望和支持度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一是居民期望正向影响获益感知和支持度,负向影响成本感知,获益感知正向影响支持度,成本感知负向影响支持度;二是获益感知和成本感知均对居民期望和支持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三是生活质量对获益感知和支持度间无显著调节作用,生活质量对成本感知和支持度间产生反向调节作用。

非遗旅游街区旅游者地方认同的建构及验证——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双重视角

基于表征和非表征双重视角,以西安永兴坊为研究案例,以物质景观吸引力、非物质文化氛围和消费空间在地化3个方面代表非遗旅游街区文化表征体系下的符号感知,以人际互动、共同生产和个性化经历3个方面代表非表征的旅游者实践,建立非遗旅游街区旅游者地方认同的研究模型。结果表明:(1)物质景观吸引力、非物质文化氛围和旅游消费空间在地化对旅游者实践的影响不同。其中,物质景观吸引力对旅游者实践的3个方面都有显著正向影响,非物质文化氛围只对共同生产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空间在地化对人际互动和个性化经历有显著正向影响。(2)人际互动、共同生产和个性化经历对旅游者地方认同都有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者实践在符号感知与旅游者地方认同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历史文化街区引入非遗项目、提升旅游者地方认同提供理论依据。

乡村文化生态变迁视域下非遗旅游的建构路径——以杨家埠民俗景区为例

乡村文化生态是乡村中各种文化及其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共同构成的系统。在文化生态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参与主体、生产模式得以重塑,进而扩展了乡村非遗旅游的动力机制。以潍坊市杨家埠村为调研对象,对杨家埠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产场域、博物馆、非遗传承人等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和田野考察。从乡村文化生态变迁的视角分析杨家埠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产和文旅产业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其非遗旅游产业发展的局限性提出符合当今文化语境的非遗旅游建构路径:乡村非遗旅游的各参与主体应当归位,认清乡村文化生态变迁的内在规律,并结合乡村社会结构推动乡村文化治理转型,通过提高村民参与度、深化体验者文旅体验、打造数字文化创新生态等举措建构出具有实践性的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维度、测量及实证研究

随着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旅游化利用成为了非遗保护的重要形式,体验共创是实现游客价值和非遗传播的关键。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和实地访谈,提出了基于行为和心理双重视角的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定义和维度结构,开发了包含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过程控制4个维度17个题项的量表。同时,以游客体验价值为结果,建立了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对游客体验价值的研究假设,证实了量表具有良好的校标效度。研究结果为今后开展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测量工具,也丰富了对非遗旅游化利用的理论研究。

非遗旅游中的秀山花灯艺术

秀山花灯,作为中华民族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艺术魅力,更是地域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生动展现。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有效保护与传承这一宝贵遗产,同时促进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是亟待探索的问题。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视阈下的赣南客家非遗旅游文创设计研究

非遗是旅游的优质资源,旅游也是传播非遗的重要渠道。因此,在艺术乡建的大背景下,非遗旅游文创产品的研发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通过对非遗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内涵和发展现状的剖析,分别从设计定位、设计思路、设计内容三大方面进行研究,借助国潮艺术、运用跨界思维、融合科技手段,为设计出具有文化价值、产品价值、科技价值、经济价值的赣南客家非遗旅游文创产品提供一定的思路,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非遗旅游活态传承的价值共创机制研究

基于“屈原昭君故里”乡村非遗旅游实践,运用扎根理论对乡村非遗旅游活态传承价值共创过程进行分析,构建出多元主体下的乡村非遗旅游活态传承的价值共创概念模型,明确政策支持、参与平台、资源整合、文化共识、技术涉入、共同目标六大驱动因素,凝练出价值主张提出、氛围营造共创、资源平衡共创、社会价值共识、文化价值创造、社会价值输出六个循环持续的行为过程。其中,价值主张提出、氛围营造共创、资源平衡共创、社会价值共识是非遗旅游价值共创形成的前提与条件,文化价值创造是非遗旅游价值共创的行动策略,社会价值输出是非遗旅游价值共创的最终成果。

文旅融合背景下鄂西南民族地区“非遗+旅游”实践策略研究

文旅融合为“非遗+旅游”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支撑和广阔的实践空间。鄂西南民族地区作为武陵山(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要板块,为文旅融合发展积淀了丰厚的非遗资源。为更好地促进非遗创新式保护与传承,这一地区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探索出了在地化和跨地化“非遗+旅游”的实践策略。

中国非遗旅游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的分析

以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非遗旅游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型,省域尺度空间分布差异较大。(2)非遗旅游项目的空间集聚性与异质性显著,存在2个极高密度区、3个次高密度区和4个小聚集区,整体呈现出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聚集的空间格局。(3)非遗旅游项目的空间格局受旅游业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从交互作用来看,在二者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共同作用下会对非遗旅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非遗旅游发展尚处于以资源为基础、政府推动为主的阶段。

大运河(安徽段)区域乡村振兴与非遗旅游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以大运河(安徽段)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引入2012—2021年的核心指标数据,构建乡村振兴和非遗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赋权法计算指标权重,构建出耦合协同模型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大运河(安徽段)区域乡村振兴和非遗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表现出总体增长、局部时间段波动、耦合协同度偏低的特征,故长期处于失调状态的两系统的互动联系有待加强。根据研究结果所呈现的现实问题,从维持增长趋势、强化政策调控、培育复合型人才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与非遗旅游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焦作非遗旅游开发路径研究

文旅深度融合为焦作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焦作“非遗”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娱乐价值、经济价值,可以满足旅游者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旅游开发价值高。但,焦作非遗存在与旅游业融合力度不够、特色的文创旅游产品缺乏、非遗旅游开发人才缺乏等问题。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焦作非遗旅游开发的路径是“四进一加”,“四进”即非遗进餐厅、进景区、进课堂、进庙会。“一加”即非遗+文创。

非遗旅游的虚拟性体验模式与数字化保护路径

近年来,文化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的新形态,而非遗作为承载民间或者历史重要的载体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基因,非遗与旅游的结合成为文化旅游最重要的部分。文章分析指出非遗与旅游的结合是非遗保护观念和认知的动态结果,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主要模式有集中融合与非集中融合两种。但由于其非物质性,非遗进入旅游时的对象化问题始终存在瓶颈。传统的非遗数字化手段解决这些瓶颈时偏重信息化维度,公众的参与体验效果一般。当前虚拟现实等元宇宙技术为非遗旅游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非遗旅游与元宇宙技术结合的应用场景,分析了虚拟仿真(VR/AR/MR)技术、投影与成像技术、沉浸式剧场和虚拟数字人四种数字化保护路径。进一步分析指出,在虚拟现实三维空间里,非遗的对象化在虚拟技术的支撑下得以逼真呈现,旅游的应用场景又能让游客能够介入非遗,“活化”利用非遗成为可能,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在非遗旅游的虚拟空间得到重构与重生。

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评价与开发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旅游开发被认为是非遗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在不同的地域内所呈现出来的非遗特色各不相同,因此对于当地非遗旅游资源现状的研究极为重要。本文调查梳理了三亚市非遗项目发展现状,对三亚市2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得分结果将三亚市非遗旅游资源划分为三个等级,根据所属类别分别提出开发建议,为三亚市非遗传承保护和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实现文旅深度融合,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添砖加瓦。

文旅融合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创新模式及实现路径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需求。在文旅融合进入纵深阶段,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资源和驱动力,构建旅游开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四川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情况和旅游开发现状出发,结合国内外旅游与非遗融合发展优秀案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路径进行探析。

感官·情感·精神:非遗旅游产品教育体验研究

在非遗保护和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核心元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而作为体验经济理论中四种体验类型之一的教育体验,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一种重要旅游体验类型。非遗旅游的教育体验来源于非遗旅游的教育价值,这一教育价值又可分为认知发现、心灵启迪和生命存在三个层次。故此,非遗旅游产品也应包含认知发现、心灵启迪和生命存在等三个教育体验键码,它们是在感官、情感和精神三个层次上对教育体验的价值描述。在非遗旅游产品开发和运营中,教育体验键码能够从教育体验层面为开发者和旅游者提供衡量非遗旅游产品教育价值的指标、标准和规范,进而对非遗旅游产品的教育价值变现和教育体验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非遗文化旅游FLOW体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以敦煌非遗演艺体验项目为例

FLOW体验状态下主体的心理幸福感水平很高,已有研究多关注户外探险等领域,对非遗文化领域旅游者如何进入FLOW体验状态关注较少。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指导,选取敦煌三大非遗演艺的网络文本为基本数据库,选择其中旅游者进入FLOW体验状态的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分析,结合其游览故事线构建进入FLOW体验状态的影响因素模型,发现基础因素旅游者“技能”、核心因素积极情感的生成及中介因素身体感知参与可以共同促使非遗文化旅游者进入FLOW体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