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金融错配与我国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

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关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即金融错配)是否会引致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基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客观存在的金融错配事实,以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通过推升非金融企业的过度负债、商业信用关联以及“脱实向虚”,显著提高了非金融企业的系统性风险水平。这一效应对于高客户集中度、货币政策紧缩期及金融周期下行期的企业尤为明显。这一研究发现在丰富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驱动因素的同时,也为政策部门进一步优化宏观政策调控方式以降低金融错配引致的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基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视角

后疫情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金融科技也会加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提高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水平,从而降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科技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为了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应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深化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强化非金融企业主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随着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呈现出“冷热不均”的结构性失衡,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脱实向虚”,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现象日趋严重。而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本文通过研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资金供给层面和研发动机层面揭示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探索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规范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路径。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不断加剧,越来越多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为追逐高收益,通过委托贷款、委托理财、民间借贷和购买各类影子信贷产品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非金融企业已成为我国影子银行业务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明显。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使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性加强。针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高维特征,本文引入最小绝对值压缩和选择算子(LASSO)方法,并将其应用到高维VAR模型中,利用滚动回归方法构建非金融行业与金融机构间的风险关联网络,并从总体、行业门类与行业大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探究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及跨部门传染特征。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行业与金融机构总体风险关联水平呈阶段性变化,且在风险集聚时期会出现显著上升;非金融行业门类与金融机构间都存在一定的聚集效应,房地产业是非金融行业门类与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的主要路径之一;银行业系统中的重要性银行一般都是风险净溢入单位,证券业一般是风险净溢出单位,保险业一般是风险净溢入单位;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会挤出实体投资,并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联动性,提高其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净溢出效应,从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从顶层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具体而言,一是关注非金融行业的风险溢出情况,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二是加强对非金融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完善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强化反洗钱监管的国际共识背景下,如何弥补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的规制短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种非典型的制度移植,取形于国际共识标准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构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排斥反应,既难以与金融监管导向的既有反洗钱架构相匹配,也未能消弭与特定行业基本职业伦理之间的冲突,还缺乏来自信息保护一般行为规则的体系支撑。为此有必要在缓和制度移植的排斥反应过程中,揭示宏观政策聚焦和治理模式转型如何从双向视角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创新提供激励机制。进而基于以功能和场景为依托、以风险为方法的具体思路,构建以情报为中心的协作机制、重塑以场景为标准的信息处理规范并助推以风险为指引的合规体系,从而实现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基于实践约束条件的本土化调适。

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代理行为势必会产生相应的代理成本,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本文根据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2013—2022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经营管理者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开展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即金融资产投资越高,代理成本越大,企业管理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且会增加股东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矛盾。鉴于此,企业需要合理控制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及其在内部所占比例,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手段改善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推动非金融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高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及杠杆政策受到极大的关注。本文将2005—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相匹配,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高是否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70.24%;东、西部地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66.62%和71.09%,而中部地区两者呈线性负相关;地方国有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最优阈值为82.32%,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不显著;非ST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最优阈值为70.75%,ST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线性正相关。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优化企业资产和融资结构、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杠杆政策等对策建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以兰生股份为例

为了防止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从微观角度出发,以兰生股份为例,从资产配置以及利润角度对其进行金融化分析,并对其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经研究,兰生股份的金融化程度一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创新,也抑制了企业实体主业的发展。最后提出非金融企业应该优化企业金融资产结构、加强金融管理等建议。

国家审计能否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

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是新形势下国家审计的内在要求。选取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国有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国家审计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具有抑制效应,并且,国家审计通过连续监督和国家审计公告发挥抑制作用,且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在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在内部控制水平更高、融资约束更强以及“子强母弱”型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中对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审计协同机制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效应更显著。

金融科技、信贷错配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

本文将金融科技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置于同一框架下分析,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背景,构建包含信贷错配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主要体现为,当存在信贷错配时,不利冲击导致总产出下降较多,而“稳增长”政策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小;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溢价、提高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率和生产效率,减轻信贷错配程度,从而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因此,应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一。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表现为业绩预告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通过提高企业业绩波动、增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两种渠道恶化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未采用“四大”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规范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加强监管部门及外部力量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以及引导投资者辩证看待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新金融工具准则指的是我国2017年3月31日发布,2018年开始正式实施的若干金融会计准则。这些金融会计准则影响了包括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分类与计量,改变了原有准则的分类方法,对原有的制度和实际上的矛盾进行了修正。自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以来,其在政府的指导下正在分批次地逐步应用于各类行业,均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本文将围绕着新金融工具准则展开讨论,并探讨该准则对非金融类企业产生的影响,而非金融类企业又应当如何应对。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选取2014—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审计师应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策略。研究发现:企业影子银行化程度越高,审计师认为审计风险越高,会通过配备更具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收取高审计费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来应对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审计师风险应对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中,相较于高管无金融背景而言,审计师对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审计收费无明显差别,主要体现在审计师行业专长和审计意见两方面。

论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虚假陈述民事纠纷对《证券法》的适用性

当前,我国《证券法》不区分一级市场的欺诈发行与二级市场的虚假陈述,都要求发行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在相关中介机构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情况下,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直接适用《证券法》可能使相关中介机构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不利于市场各方利益的平衡。

数字金融、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文章从数字金融的视角出发,以2011—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且在分析师关注度、研报跟踪数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监督治理下,数字金融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降低作用仍然显著;作用机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条路径来改善企业对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影子银行化。研究结论可为抑制非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和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及其有效性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研究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0.0113和0.013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

当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程都在不断加快。基于此,本文研究发现:(1)国内企业金融化起步较慢,仍赶不上国外企业;过度金融化导致部分企业脱离实体经济;(2)流动资产比率和企业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有利于融资,企业发展更为迅速;固定资产比率、留存收益资产和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呈强负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比率过高会减缓企业的发展,留存收益资产保留较多会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3)货币资金占比和金融化程度呈负相关,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净额和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衍生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净额、应收股利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长期债权投资净额和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社会信任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

将经理人薪酬动态激励契约机制纳入企业三期动态投融资决策模型,引入社会信任的声誉惩罚机制,利用2015~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对社会信任与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意愿越弱;(2)上述效应在公司治理较差、信息不透明程度较高、股权集中度较高、成长性较差的公司更为显著;(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加剧风险交互传染效应和稳定外部投资者情绪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