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信贷错配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

本文将金融科技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置于同一框架下分析,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背景,构建包含信贷错配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主要体现为,当存在信贷错配时,不利冲击导致总产出下降较多,而“稳增长”政策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小;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溢价、提高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率和生产效率,减轻信贷错配程度,从而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因此,应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一。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VECM模型,从长期视角,分析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货币供应和财政支出与杠杆率的长期相关性。VECM模型分析显示,两组协整方程的存在性显示出杠杆率和资本积累之间存在正相关长期均衡关系,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正相关性,该结论支持投资扩张渠道的存在性,即杠杆率上升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进而刺激产出提高;财政支出与杠杆率表现出长期正相关,而货币供给与杠杆率则为长期负相关。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显示:一单位正向杠杆率冲击对资本积累和经济产出的影响都是永久性的,长期内为正向,这同样符合投资扩张渠道的存在性;一单位正向货币供给冲击对杠杆率有正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衰减,在第八期之后几近衰减至零;一单位正向财政支出冲击对杠杆率有负向影响,但第二期后转为正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

国内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测算及评价

本文基于2015年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2015年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对2015年末国内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进行测算,并从非金融企业部门现金流创造能力、再融资环境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持有的存量金融资产等方面对非金融企业部门信用品质进行了评价与展望。

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信用周期及其结构特征

长期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信用扩张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特征,其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信用量变动的差异最为显著,2018年以来民营企业信用量出现收缩,而国有企业信用继续较快扩张。2018年和2019年债券市场违约高发以及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表现形式,实质是在去杠杆政策之下信用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跨周期看,考虑到货币政策未来将趋于常态化、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受名义GDP增速和宏观杠杆率高企的约束,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信用量增速将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信用条件总体将处于较紧状态。在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已经较大规模出清的情况下,未来债务违约将会向资金自我平衡能力弱、过度依赖外部融资的高杠杆、弱资质的国企转移。

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信用风险评估：基于宏观金融工程分析框架

我国非金融上市企业部门的信用风险在发生着变化。研究表明,近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了企业部门的信用风险,企业部门的信用风险呈增长态势。由于企业部门信用风险与银行业存在密切联系,企业的大面积违约将危及整个金融稳定。

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资源配置优化——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量化分析

在债务(高杠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还面临着结构失衡和增速放缓的局面。债务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倒逼对两者内在联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显示,债务通过在生产效率不同的经济参与者之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本积累和产出增加,社会福利进而提高。在强制性偿还的条件下,生产均衡条件决定了债务的上限,但在非强制性偿还的条件下,“不太紧”债务上限和生产均衡条件共同决定债务上限。数值模拟显示,债务资本比和资本存量之间呈现出稳健的正U型关系。目前我国33.9%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资本比水平高于数值模拟下的最优水平,所以政策导向上应坚持去杠杆,但资源错配或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需重视。

贡献率辨析:以机构部门分析为例

This paper analysis on composition of value-added between corporation sector and households sector, also financial corporation sector and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 sector, both from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mo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useholds sector is not advantageous to the elevation of h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apacity, hinders the course of her soci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我国企业去杠杆的途径与建议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畸高已成为阻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去杠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本文从所有制结构、地区分布和规模大小等角度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加以拆解,深入剖析了我国杠杆率高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去杠杆这一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当前我国信贷风险的多维度分析

信贷市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银行信贷风险是我国"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本文从宏观概况、中观非金融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以及微观重点风险源等角度立体多维度对当前我国银行业信贷风险特点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部门是当前我国信贷风险和负债压力最严峻的部门,同时需高度重视不同类型企业间的风险明显分化;住户部门杠杆率虽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已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购房贷款占住户部门贷款近50%比例,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政府部门杠杆率目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体风险可控,但对近年快速上升势头需引起关注。

秦皇岛市杠杆率水平评估及分析

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引起广泛关注,过高的杠杆率有很多弊端。通过对秦皇岛市各部门债务规模、杠杆率进行评估,分析各部门债务结构以及目前杠杆率水平下的潜在风险,结果表明当前秦皇岛市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薄弱环节风险。一方面要警惕高杠杆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要通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逐步优化杠杆,应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住户部门债务管理、优化企业杠杆率、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等方面对杠杆进行优化。

分部门去杠杆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视角

在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正在进行分部门去杠杆——非金融企业在去杠杆,而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却在平稳增加。那么,分部门去杠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切合上述特征的、包含异质性家庭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同时讨论家庭和企业部门去杠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得到如下结论:(1)在经济下行时,去杠杆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波动;(2)企业和家庭部门同时去杠杆,相比单独某一部门去杠杆带来的经济波动更小。以上结论为解决去杠杆与平稳经济的矛盾提供了新的角度。

中国去杠杆可行性探讨——国际比较与对策研究

债务水平过度上升将对金融稳定产生重大的威胁,宏观上常用债务与GDP的比值衡量杠杆率水平。我国杠杆主要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去杠杆刻不容缓。美国、日本去杠杆经验表明,实行杠杆转移、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去除落后产能、合理处置僵尸企业是决定去杠杆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结合我国实际杠杆率水平及美国、日本去杠杆的国际经验,本文提出了我国去杠杆的政策建议:科学看待杠杆转移,政府增加惠民生支出,为居民部门提供保障;加强技术创新;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去除落后产能;分类处置僵尸企业。

数据

2021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7%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39亿元,同比增长10.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6322亿元,同比增长0.3%。我国宏观杠杆率下降至272.5%初步测算,2021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72.5%,比上年末低7.7个百分点,已连续5个季度下降。分部门看,2021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3.7%,比上年末低8.0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72.2%,比上年末低0.4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6%,比上年末高0.7个百分点。

我国高杠杆率的成因分析

至2018年末,我国实体经济的总杠杆率为243.7%,远超美国和欧元区的杠杆率,而高杠杆率的居高不下势必使得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2017年李克强总理也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重要性,要求今后3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控金融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本文主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分析造成高杠杆率的原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措施的提出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