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股价稳定器”还是“崩盘助推器”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缓解还是加速了股价崩盘风险,结果表明,金融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并且该效应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而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U型"关系,当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金融化程度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在区分企业内外部信息环境后发现,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应计盈余操纵较低、股价同步性较小的样本中。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化主要通过经营业绩的提升和融资约束的改善缓解股价崩盘风险。以上结果说明,当前阶段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更多表现为"股价稳定"效应,而非"崩盘助推"效应,然而也应警惕金融化程度不断升高导致两者关系"反转"所可能引发的风险。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的实证检验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是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化的微观缩影,金融资产在为企业创收的背后必然隐藏着风险。文章选择沪深A股制造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2014—2018年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并将所得样本分为高融资约束组与低融资约束组进行对比分析,深入研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调节作用下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我国现阶段,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上升会加大企业财务风险,这种情况在高融资约束组更明显;内部控制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正相关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其中高融资约束组调节效应更显著。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股权集中度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代理成本的角色

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决策层角度出发,探究股权集中度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代理成本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能够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具有"大股东治理效应",且代理成本越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越强;机制检验发现,股权集中度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进行主业投资、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抑制作用。本文为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借鉴,有助于从企业内部因素着手解决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

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现金流风险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和规模都存在抑制作用。分行业发现,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另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果为企业金融化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越低;而投资行为在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高管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行为更优化,对金融化抑制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进行合理投资,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面板数据,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短期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长期则会抑制区域经济增长。其中,短期内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长期通过挤出实体投资和减少企业创新投入抑制区域经济增长。本文研究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货币政策与经营风险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探究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对金融化与经营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企业金融化程度提升使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剧,且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这一作用逐渐增强。对样本时期进行划分,采用金融收益作为金融化指标,得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的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者受监督程度较低、财务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阻碍未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使用动态指标衡量金融化,并结合货币政策视角,为避免“脱实向虚”引起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否推动企业价值增长?——基于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门限回归分析

利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模型,将制造业企业资产配置决策引入企业价值产生及波动机制,剖析了资本积累中产业资本与金融投资的动态配置决策及其与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关系,并基于2003-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理论分析论证了在资本配置中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规模与其价值增长整体呈现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资本积累初始分配时适度增加金融投资对企业价值增长具有正效应,且强度呈现由弱到强的变化趋势。采用动态指标刻画企业扩大金融活动的行为并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动态金融资产配置存在双门限效应,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存在适度区间,其动态调整与期初资本配置及产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关性有关。在缓慢增长阶段金融投资增长率较低时企业扩大金融投资可促进企业价值增长,在再分配时可反哺产业资本;当金融投资增长率超过拐点时,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将对企业价值产生负效应;而当金融投资增长率超过第二个门限值时,金融投资将对企业价值增长再次产生促进效应。

关于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思考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行为,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发展演化进程能发挥显著作用,且高层管理人员的实际持股数量比例越高,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实现水平就越低;投资行为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股份持有行为以及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发展演化进程之间存在着稳固的中介关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借助于对投资行为的实施,针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实现水平施加影响作用。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所持股份数量比例较高,其实施的投资行为较为优化条件下,其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实现水平将会发挥显著抑制作用。文章将会围绕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展开简要的阐释分析。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选取2015—2020年A股上市的1500余家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讨非金融企业融资程度、企业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一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型的关系;二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制造业企业中,这一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三是企业创新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以利于我国非金融企业找准定位,带动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因素、特征与效应分析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很多非金融企业将目光瞄准金融市场来改善经营状况,获得投资回报。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如同硬币的两面,在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同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了解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因素、特征与效应尤为必要。

高管激励、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

近年来,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拥有对企业资源的支配权,包括做出金融类投资和支持主业发展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未来发展。鉴于此,文章选取2010-2018年中国A股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企业微观层面,基于高管的角度,考察高管激励、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化对企业未来主业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高管薪酬激励对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之间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对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之间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机构投资者与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非金融企业参与的金融活动越来越多。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数据,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机构投资者在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方面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不同,基金持股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合格境外投资者、保险、证券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机构投资者在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上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并且机构投资者之间存在异质性。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能否抑制金融化?

制造业企业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服务化转型成败,关乎其在金融部门与主业部门之间的资本配置。本文从经营利润视角阐释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金融化的影响,并采用2007—2014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显著抑制了金融化;服务化主要通过利润率上升来推动生产性资本由金融部门向主业部门回流,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主要降低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对高风险的长期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致力于制造业服务化来提升企业经营利润,并辅之以必要的金融监管来规范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从而保证企业资金"蓄水池"的安全性。

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够提升利润率吗?--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例

本文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基础上,阐释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的现状和动机,系统地分析了金融活动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路径,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显著抑制了企业经营利润率,但对总体利润率的抑制作用尚不明显。这一抑制效应随着企业利润率的提高而减弱、下降而增强,表明金融活动与企业利润率之间存在两种动态平衡机制:当利润率较低时,扩大金融活动将进一步抑制利润率,形成恶性循环;反之则能促进利润率,形成良性循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水平较低,过度参与金融活动只会雪上加霜,必须规范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活动,同时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通过增进营业收入切实提高企业利润率,实现制造业企业金融活动和生产经营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