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影响的面板门槛效应研究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选择工业化程度门槛变量,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江苏2000-2017年间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影响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两者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工业化水平超过37.881%和45.843%时,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857和0.872;且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影响机制发生转换存在时间差异与空间不平衡性。基于实证结论,提出江苏进一步节电降耗、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科技创新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工业经济新发展理念中,绿色与创新发展尤为重要。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下,科技创新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结合中国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选择环境规制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两者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科技创新阻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提升,但作用不显著;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同时,城镇化水平抑制作用最强,能源价格促进效应次之,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最弱,产权结构阻碍作用与科技创新程度相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助推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FDI与污染排放:基于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的对比分析

伴随我国引进FDI规模扩大,FDI在驱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其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为了明确FDI与中国环境污染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区域数据,分别选取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以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以工业废气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单门槛效应。并且我国现阶段引进FDI更多地表现为对环境的促进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中国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通过2000～2011年中国247个城市FDI、污染排放及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污染排放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显示：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与人均收入的“门槛效应”，并且对应于不同的门槛变量FDI对环境的影响有所差异。当以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制约性日趋减弱。而以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时，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更具制约性。

财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为了验证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存在的非线性效应,文章系统考察了因城乡收入差距的第三方外部因素存在差异时,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变化情况。面板门槛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以城乡收入差距门槛值作为外生变量构建的分段函数中,税收负担和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居民消费的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最优区间分别为4015元-7016元和7912元-10323元;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最优区间分别为0.126-0.171和0.127-0.172。因此,应当辩证看待政府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点在于财税政策的合理制定与实施。

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来自中日韩的证据

货币政策是一国为实现特定宏观经济目标而实施政策调控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作为私人信贷的供给方,是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加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重要媒介,其自身特征也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随着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银行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选取中日韩三国2011~2015年209家商业银行1 045个样本,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检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和分析内生性问题,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识别货币政策对银行收入和资产结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国的货币政策与其商业银行绩效显著相关,尤其是贷款基准利率对ROE影响程度最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效应;但对表外业务发展迅速、资产多元化水平高的银行,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