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革命主体性理论的新阐释——斯塔罗斯塔革命主体性构成性思想探析

吉多·斯塔罗斯塔立足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两个文本,探索马克思革命主体性理论的具体构成性,其理论成果主要包括将革命主体性问题归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表明革命主体性只能从资本内在规定的展开过程中产生,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即直接生产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不同形式劳动者生产主体性的扩大和退化之间的矛盾。这些探索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质疑,重新阐释了马克思革命主体性思想,为当代工人阶级解放理论的深入发展开拓了新途径。

在身份政治与生命政治之间——马克思“革命主体性”思想的当代效应

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阵营中,"谁之革命""何以革命"仍然是异议纷呈的关键问题且实质性地左右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态势.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反抗运动,始终无法走出"主体的幻象";相反,生命政治批判在"去主体化"的同时,流于一种单纯的解构从而背离了现实的反抗.身份政治与生命政治基于各自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单向度的阐发,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图式的双重进路.基于马克思的"革命主体性",二者之间外在的立场分歧可以内在地构成一种解释学循环.

共产主义:革命主体性话语与替代性政治想象——奈格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

奈格里力图走出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和辩证法的回返逻辑,彻底回归革命主体性构架。他透过对共产主义话语的重构,将分析视角回落至创构性的主体性和阶级对抗的革命政治学,以此确认了共产主义的双重面向:彻底解构资本主义体系并指向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后工作前景,破除了以往静态的和非主体性的理解方式,并最终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转型,把共产主义的现实根基置于以共同性和诸众政治为核心的后社会主义解放规划之上。从根本上看,他对共产主义筹划的重塑逻辑与立足充足本体论的激进政治一脉相承,其对主体性维度的过度偏执和对社会转型动力机制的简化,使其不可避免地携带唯意志论的嫌疑和审美乌托邦的色彩。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的概念嬗变

从《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主体性革命,以“实践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把握到主体与客体在感性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生成关系,有效克服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分困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主体性革命的完成包含了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三个理论环节,形成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演进逻辑。其核心是借由对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将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相统一,进而打通了哲学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的理论关节,实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主体向度和客观向度的辩证统一。

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与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安东尼奥·奈格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安东尼奥·奈格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以批判客观主义范式、重回革命的政治性—主体性话语为逻辑构架,彻底颠倒了劳动和资本的力量关系,并以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将历史运行的中心结构转移到回归工人阶级立场的阶级构成之上,进而把非对称性的阶级对抗当作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意志论之间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因对主体性话语的偏执、对历史过程的简化和对历史本质论的拒绝,最终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的马克思何以可能?——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大纲》的激进政治阅读,旨在重建政治的马克思之可能性。他们将经济学语境重构为革命主体性话语和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将方法论理解为基于阶级对抗—主体性转型—创构性筹划的革命空间,并立足实质吸纳和一般智力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中,发掘新的政治主体模式和替代性的革命图景。这种解读路径力图走出纯粹客观层面的历史分析构架,确立阶级斗争的根本地位,并将社会转型的动力归结为阶级意志间的冲突,以突出马克思充足的主体性视域。然而,历史的彻底主体化、社会运行机制的过度简化和不确定的未来视域,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唯意志论的色彩和乌托邦的嫌疑。

马克思与列宁论危机、反抗与革命时机

任何一种经济危机都不会自然地产生反抗运动,一种革命形势既可以由一种经济危机孕育,也可以在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危机中诞生。由于所处历史时代和形势的不同,"自发反抗"与"意识形态反抗"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群众学习的两个阶段,因此也是形成革命主体性的两个连续步骤。而列宁将"自发反抗"与革命视为阶级斗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方面。马克思提出的"学校—成熟"分析框架将从反抗到革命的过渡设想为一个通过群众实践达到自我转变和自我解放的过程。而列宁提出的"胚胎—组织"分析框架重点强调的是通过先锋政党、理论甚至是国家政权来赋予反抗一种具体的形式。

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新绎

马克思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社会理想 ,表明他决非是拒斥“人的自由”的经济决定论者 ,但也并不因此意味着他是一位“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在描述“自由人的联合体”时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指的是个人重新驾驭由于私有制而转化为物的力量的社会关系 ,这样 ,它才构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也因此才需要以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为前提 ,从而使他的自由学说与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并最终实现国家消亡的学说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