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与钱玄同的“五四”文学革命

钱玄同加入"五四"文学革命阵营之时,借用、转化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资源。他一方面从雅俗、骈散、文质层面建构"不用典"论,提倡以今语为雅,反对骈偶与"尚文"之风,并将具体的攻击对象落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上;另一方面为白话的"言文一致"与"用字过繁"找到相应的学理依据,并以"用字之误"来抓住痛处的朴学论争方式,回应了当时关于五四白话文的质疑。钱玄同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资源的引入,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切实的着力点与历史凭依。但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是以小学为核心,视文言为主体,而钱玄同则尊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主张废除文言,强调白话文的绝对正确性与独立性,故而,二人的文学语言观存有明显的区别。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思想由古典到现代的转折点。它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 :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 ;以发展的、进步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 ;以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 ;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和士大夫文学 ;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 ;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但是 ,五四文学革命理论上的片面和思想上的偏颇导致自我否定 ,其科学主义、进化论、国家主义、平民化倾向以及反对古典主义的不彻底性、文学启蒙的功利主义和极端反传统等 ,造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失败 。

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同途与歧路——论五四文学革命前期的文学观念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他们虽然也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对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关注不够。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使新文学回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五四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并给后来的新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进化论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的历时性但抹煞了文学的共时性,尤其是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被否定设下了伏笔。人道主义肯定文学的人性本质,但它对五四引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基础,从而导致自身被革命文学取代。倡导平民文学应予肯定,但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却导致了文学的极端平民化。现实主义倡导者无法接受欧洲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则使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界限模糊,最后滑向新古典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从文学性质的角度批判“文以载道”,导致自身陷于反对文以载道和要以文载革命之道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学意识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意识和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文学思想与世界文学思想相沟通、融汇。但这种世界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推行的,引起了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拨,客观上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从《新世纪》到《新青年》: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文学革命

吴稚晖等人于1907年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杂志,公开标榜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提倡文学和科学,反对儒学;重视劳动和教育,呼唤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将无政府主义这一激进的政治思潮转化为文化革命思潮,从而使其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

没有辛亥革命,何来五四文学——辛亥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从1911年10月10日到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有百年。这是一段注定被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历史,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等等,都是我们对辛亥革命重大意义的认同。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纪念与追寻,今天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点上的我们,还可以解读出一个怎样的辛亥年?辛亥革命对于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究竟有着怎样多重复杂的涵义?去脸谱化的历史,检讨国民复杂人性,讲细节性的故事,重寻百年变局源头,这是我们刊登这组专题文章的初衷。在学者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一个富含民族表情、国民性格的辛亥,一个充满意外和偶然、当然也饱含激情与理想的辛亥,一个与中国新文学血脉相连的辛亥,只有对这个日渐丰富和真实的辛亥年进行更多的深入探寻,才能明白我们是如何穿过充满激情与动荡的百年,走到今天。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

屈骚诗学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

作为中国诗学精神重要源头的屈骚文化传统 ,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探讨了屈骚文化传统对五四新文学 3方面的影响 ,即自由精神的塑造 ;太阳家族的遗传 ;浪漫与感伤的复苏。

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再思考

本文对学术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评述，及对该论争从拓展研究空间．突破思维定式，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再思考．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之争与“五四”文学革命——以钱玄同、胡适为例

贺麟讲,“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①“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论争,便是在传统中发现新精神的尝试。本文以钱玄同、胡适为例进入此话题,呈现“五四”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复杂关联。

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的近代化

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的近代化吴乃华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之一。它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和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近代化反思与思想启蒙任务的提出辛亥革命失败后，李大钊、陈独秀...

桐城派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认识论和价值理想

"五四"新人视桐城派为"妖魔",称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为"桐城谬种",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认识论和价值理想多是"桐城谬种"所传输。其中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构成了发动文学革命的认识论方法论,严复、林纾等人译介的启蒙理性主义构成了文学革命中的主要价值理想。文化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

纵深与超越——评刘中树先生《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

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一书 ,认为该书史料翔实 ,多角度、多层次地论析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及五四新文学一些重、大难问题 ,全面梳理五四历史 。

五四文学革命与留学生教育

五四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极大成功 ,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大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西方现代教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全新的文化视角 ,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中国现代文化变革进行深刻的反思 。

胡适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论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大事——"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及其动因,胡适的认识交织着必然和偶然。其文学革命发生论表现为向着偶然纵深发展的"三部曲"形态,从历史必然到个人偶然再到历史偶然。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以实用主义与进化论作为基础的哲学观念。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两个翅膀论”是在“新儒学派”、“国学派”、“鸳蝴派”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 提出的,这是个错误的理论。它贬损、攻击“五四”新文学,粉饰“鸳湖派”的错误倾向,故意在严肃文 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