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激情:殷夫诗歌创作的革命伦理意识

在以“左联”为中心的革命文学思潮中,殷夫诗歌创作是一个具有样本意义与典范价值的闪光点。他的创作历程虽然短暂,但内容涉及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红军宣传教育、东方殖民地解放运动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展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激情、理想、阶级意识和伦理精神,也体现了殷夫理性的政治追求和个体情感的内在矛盾。殷夫诗歌创作的革命伦理意识典型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以政治理想为第一标准、以阶级大义代替个体情感诉求的价值取向。殷夫的诗歌创作虽然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革命文学创作的口号化和概念化,但其抒情方式的简单化和语言句式的暴力倾向也显示出革命文学的诗学贫困与审美偏至。

《烛光在前》对革命伦理的新表达

“舍小家顾大家”是人们对很多英雄英模人物美德的集中概括,它经常作为一种精神感召力量,在民族危亡之际鼓舞人们舍私为公,为国家大义牺牲自我。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传统道德规范不但没有因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显得过时,反倒在20世纪激进的社会变革中强化为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表达,反映在艺术作品中,便经常体现为英雄人物处于理性政治追求和个体情感矛盾纠葛时,其价值取向最终要以政治理想为第一标准,以阶级大义超越个体情感。

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

研读郭小川1957年的三首叙事长诗,品味其内心的价值复调,实是"革命组织伦理"与"个体人性伦理"的深邃纠结。这既是诗人的生命体验,也是整整一代左翼知识者的共同心灵历程。"个体人性伦理"延展为"人性根基→自我实现→文学自恋→星空视野"四环;而"革命组织伦理"亦相应分为四环:"政治本位→驯服工具→组织崇拜→洗心革面"。三首诗呈现出"弱复调"特质,与其日记中袒露的两种伦理价值互相抵牾的心迹相互印证。这也先期性预示了郭小川在1957年可成为"心灵诗人",1959年后只能扮饰"政治抒情诗人"的某些必然性。

革命伦理与信访制度现代转型的困境

信访作为诞生于革命时代的以服务于革命需要为基本功能导向的制度安排,其基础是与革命动员及运动式治理相契合的革命伦理。这种以人民民主理论、群众路线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具体内容的革命伦理,在战争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对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具有意义。但是,随着革命政权的稳定,特别是随着革命政权向现代化国家政权的转型,这种革命伦理表现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其理论逻辑的特点又制约着信访制度向现代治理方式的转型。

家族叙事、三角恋爱与革命伦理的多重变奏——重读《苦菜花》

小说《苦菜花》中的日常生活和情爱叙事呈现出家族叙事与革命伦理的多重变奏与取舍,而三角恋爱与婚外情的坚挺在政治规训的裂缝中暗含着女性对情爱的主动争取与反抗男权的人格勇气。

政治规制与革命伦理教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私人生活——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集体化时代国家对农民的私人生活进行政治与革命伦理的双重改造。农民的私人生活被置放在阶级话语和革命伦理的宏大体系中,既承载着农民的自然生命及他们的基本处世态度,也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载体,是透视集体化时代社会运行机制的窗口,潜藏着国家政治运作的痕迹。国家从个人的婚姻和情感、生活习俗和娱乐活动等方面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改造,以此促进农民私人生活的变革。政治性、阶级性和革命伦理的规制与教化对乡村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民在接受国家改造的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自我主体性和能动建构。

革命伦理教化体系中的十七年教育成长电影

革命伦理和道德教化体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个世纪中国革命的斗争和实践中,逐步构建和发展起来的。考察十七年教育成长主题电影,会发现无论是"革命小英雄"模式,还是"后进变先进"模式,都将个体的成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之旅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形象诠释了革命伦理与道德教化体系对个体的构建和生成作用。然而,在革命伦理的绝对权威和指令下,却很难让人触摸到主体心灵在成长中的反省和自觉、嬗变和飞跃,感受到那种经由历险重新确立自己和周围世界关系的生命内在的壮大。

辛亥时期的革命伦理观探析

辛亥时期,革命党人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伦理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念批判封建专制,破除对"圣贤"的迷信,揭露了三纲五常和旧道德规范的封建内涵,否定了封建伦理政治。革命党人又从国家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层面,指出清政府与国际社会的不相容,以及它的非法性质及弊政,阐述了改换政府的合理和必要,揭示了革命反清的伦理依据。革命党人看到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国民道德,除了政治信仰和理念等基本要求之外,还提出敢于牺牲、无私奉公、团结守纪等规范,并对传统道德概念进行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改造。辛亥时期的革命伦理观,是中国伦理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环节。

革命伦理的高扬与人性的缺失:红色女性形象偏失论

从伦理学角度分析红色女性形象塑造的偏失。以往的研究一般都注重革命伦理的高扬,忽视红色女性作为人的基本属性,造成了一种道德的在场而人性缺失的局面。本文分别从革命与无性化,革命与爱欲,小我与大我三方面,具体论述了改革开放前红色女性形象的不足,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助益。

解放区秧歌剧的劳动叙述、革命伦理及其人民性内涵

解放区秧歌剧作为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并经由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改造民间而树立起来的典型性的大众化文本,其主题设置适时紧跟陕甘宁边区的劳动大生产运动。在对劳动主题展开的叙述中,秧歌剧的文本确立转向政治动员机制主导下劳动者的思想和情感的转变进程,生产劳动被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化秩序建构的现实框架中。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出现,表明劳动美学在解放区中获得了新的表意,并呈现出具有战时文化诉求的人民性内涵。

“纲常之道”与“革命伦理”:慧梅悲剧孰之过?——重评《李自成》“慧梅之死”

"慧梅之死"被认为是《李自成》中最为悲情动人的部分之一,作者姚雪垠将其看作是"‘李自成大悲剧’中的重要插曲"。在分析"慧梅之死"这一情节时,几乎所有评论者,包括姚雪垠自己,都将其悲剧因由归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祸害。然而,在对悲剧主谋的重新确立之后,我们发现,慧梅的悲剧之悲并不在于封建伦理道德造成了什么,而是由于将爱情捆绑在政治权益之上,一旦政治权益无法实现,甚至遭到损害,爱情自然也会随之灰飞烟灭。

小说与政治:论《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革命伦理与新民困境

梁启超引领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界革命",他提倡用"小说"来实现"新民",而《新中国未来记》作为这一实践的重要作品,却出现了"新民"的困境。小说中,作为启蒙者的"新民"在面对被启蒙者的"旧民"时,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新民"无法解决"旧民"现实的经济困境;另一方面,他们"教育救国"的设想只是知识分子个人的想象。同时,在文本之外这种乌托邦式的"新民"所展现出来的长期性和想象性,也无法适应革命与政治运动中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所以梁启超"新民"的启蒙思想在革命时代必然走向没落。

革命伦理与文革文学

中国革命伦理思想在文革时期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扭曲,以致形成了极左的革命伦理。这种极左的革命伦理使文学创作受到了重创。同样,文革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种道德的形成与发展的温床,致使中国革命伦理思想的发展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因此,革命伦理与文革文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论题。

人国:鲁迅的乌托邦——一种革命伦理的生成场域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一个乌托邦人国。“人国”里的人,首先是真人,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意识,是觉醒的东方雄狮;其次是乐于奉献,见不得别人牺牲的人,他们奉行有原则的牺牲精神;再次是有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最后,他们是有确信、不自欺的具有永远革命精神的革命者,是富于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的自由个体。在鲁迅所构建的人国里,尽管满是野草,并不是黄金世界,但其所张扬的革命精神及革命伦理,却是我们不竭的智慧源泉。

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重读《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都是解放区土改小说中的经典文本,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阅读与阐释,可以发现隐藏在土改运动背后的是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周立波、丁玲、赵树理等作家秉承着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写入小说中,实际上却被意识形态左右,对这两种伦理的博弈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

如何反抗——鲁迅《铸剑》的革命伦理思索与国民革命反思

将眉间尺所持之剑设定为“透明”“看不见”的,是鲁迅的原创。这一属性保证了刺杀行动的隐蔽性,亦有容易误伤旁人的副作用,运用青剑所象征的革命力量,既要讲究策略,也要坚持人道主义底线以规避其负面效应。黑色人融职业革命家之政治智慧与青年般的真诚纯粹于一身,与鲁迅在国民革命期间接触的某些国民党高层形成鲜明反差。《铸剑》以政治隐喻的方式,寄寓了鲁迅对革命伦理的思考及对国民革命的观察与反思。

无产阶级革命的伦理观与“斗争”文化观的初建——中国共产党与上海革命文化运动探赜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在上海产生的革命文化,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政治民主、人民自由而铸就的先锋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新型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和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终极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中国革命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才能避免外在的物质追求转换为摧残、奴役人的自由困境。在组织各项革命活动和建构革命文化的过程中,上海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以便追求和达成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使得这种想象、理想和理念逐渐落到实处,不但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目标,还构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得以开展的政治生态环境。

革命伦理与劳动纪律——20世纪50年代初国营企业的劳动激励及其后果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而与此同时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层出不穷。本研究认为,与西欧及苏联工业体制不同,中国国营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形成原因,既不在于工人既有文化传统与工厂劳动纪律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也不在于争夺生产控制权的反抗问题,而是由于当时国营企业治理中所蕴含的革命伦理与这种劳动纪律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革命伦理一方面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违反劳动纪律的意外后果。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陈独秀倡导的伦理革命以变革国民性为宗旨,试图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文化决定论老路,未能突破伦理上的局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制度,陈独秀将经济与革命的关系相结合,旨在消解社会矛盾,完成社会革命,走历史唯物主义新道路。从早期伦理革命过渡至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传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通过参与三次大论战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依据本土情况解释与发展唯物史观,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本原意义与本真阐释

在通达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党的初心,“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伦理之家,形成初心不断凝聚的伦理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具有整体性与具体性、生成性与超越性、内省性与持存性的伦理特征,具有本原伦理的先行筹划、实践伦理的自我造就、示范伦理的带动引领功能。营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能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提供现实支撑,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提供前提基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提供伦理认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提供关键工程,为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提供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