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革命党”概念内涵的变迁

民初“革命党”概念内涵的变迁是革命概念和政党学说从对立到统一、相互激荡、共同演进的历史。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和政党是两个完全分离的概念。“革命党”这一概念的内涵相对而言比较狭隘,意指从事暴力革命、颠覆政权的激进团体,革命党不被归类为政党,并非“革命政党”的简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其正面意义日益凸显。20世纪20年代初,在对旧式“革命党”日趋失望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及其政党的作用,主张建立新的政党,从而为丰富“革命党”这一概念的内涵提供了契机。此时,早期中共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对政党问题的论述,率先打破了旧有的政党观念束缚,把“革命党”纳入政党的范畴,将革命与政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革命党”概念新内涵,促进了革命政党理论的形成。这一新论断,最终也被中国国民党所接受,推动了其在政党问题认识上的成熟。革命政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原有的革命与政党对立的议会政党理念的破产,也为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团体继续保有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毛泽东“革命党”概念的生成逻辑和时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始终是其基本属性。“革命党”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毛泽东的“革命党”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历史动因,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其形成与发展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立党、兴党和强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以历史主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过程中跳出历史周期率;以战略思维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开创“中国奇迹”“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以系统观念推进国家治理变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塞·土登贡培参与“西藏革命党”事件始末

由于诸多历史资料的相继问世,“西藏革命党”事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章在广泛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爱国人士坚塞·土登贡培参与“西藏革命党”的情况以及“西藏革命党”的主张、组建背景、与国民党的关系、主要活动、如何被取缔等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

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

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以往的辛亥革命史及孙中山传记多确认为1895年11月孙中山等从香港抵神户,受日本报纸报道启示而自命“革命党”。本文经考证,认定上说不确。孙中山等以“革命党”自命始于1895年底至1896年底逗留日本期间。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理论构建——以“五大区分”推进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现

依法执政的提出使得"执政"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此相应,与执政相关的同类概念还有执政权、执政党、执政者。那么,领导与执政、领导党与执政党、领导权与执政权、执政党与执政者以及党内、党外不同领域的区分等。这五对概念是研究依法执政的关键性概念,也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性因素。领导与执政属于两种行为的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属于两种身份的区分,领导权与执政权表现为两种权力的区分,执政者与执政党表现为两种角色的区分,党内与党外表现为两个活动领域的区分。当然,这一区分也是在相互有机统一基础之上的区分,其相互之间存在着既区分又融合的关系。

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

孙中山（1866～1925年）及其追随者何时以“革命党”自命，并以“革命”号召国人？关于这个问题，孙先生本人并无确切说法。他撰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自述“革命源起”：“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这番话是孙先生晚年对生平的追述，所称早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便“有志于革命”，只可作泛义理解，尚不能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孙氏已决定“革”清朝的“命”。

略考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的关系始末

随着相关资料的相继问世,"西藏革命党"事件越来越被人所关注。文章认为从龙厦的"吉求共吞"到邦达绕嘎等人组建的"西藏革命党"的出现,是西藏近代社会的连锁奇迹,都曾经为藏族社会的发展提出过进步的革新思想,是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地位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事实转型,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执政意识仍停留在“革命党”的思维上。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冲破坚冰、在观念上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理论上向“执政党”的全面转型。

“执政党”概念源流考——兼论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紧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针对无产阶级政党使用“执政党”概念。列宁、斯大林首先在苏联一党制条件下确认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党”概念使用的曲折过程,与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有关,也与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发展密切相关。今天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是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和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

不能把革命与建设截然分开——关于“革命党”、“建设党”提法的商榷

“革命党”、“建设党”的提法理论上有悖于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政治上未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重申的重要论断保持一致,实践上无助于人们客观、清醒地认识和对待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党”?——早期思想地图与“革命”指涉的勘探

【主持人语】清末民初是外来语满天飞的时候,而这些外来语大多是漂浮的"能指",它们和接受者头脑中的汉语的词义丛纠缠在一起,通常找不到其确切的语义,而这些词的使用者也处在一种暧昧的有待被命名的状态。一旦被命名,被明确表述,这些词语、这些人就泾渭分明地分离了。这给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我们会——出于不同的动机——根据这些词的后来获得的严格的词义来判断之前尚处于暧昧状态的人物和思想,似乎这些人物和思想就和后来一样清晰。本期的两篇评论分别论及孙中山和戴季陶的早年的思想和行动,前者考证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称以及此事与孙中山的"革命源起"神话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探讨一度热衷于"过激党"的理论的戴季陶为何突然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说一点相关的题外话: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质疑一种源自毛泽东的观点,即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毛的原话是"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为,据周看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1920年以后才刚刚形成"。不过,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名词及其思想扯在一起并称俄国"激进党"为"俄罗斯同志"的"无政府共产党"早在1914年7月就已在上海成立,而且支部遍及各大城市,它在五四运动的作用可从上海警署于1919年7月20日送达北京警厅的一封函件中约略看出来:"案查无政府共产党前在沪上租界设立机关,发行各种印刷品,业经本署饬令邮局检查员检扣;一面商由英捕房查获发行人郑刚一名,捕获印刷品多件,解送公共公廨按律惩办,并将邮局检查员检获与该党有关之北京大学学生凌霜、克水等原函数件,函送内务部核办在案。兹闻沪上各报先后登载北京警厅拿获陈独秀一名,系因共产党案牵涉等语。究竟贵厅关于此案获犯几名及讯供情形如何,应请查明。如获犯供有沪上机关人名地点,即祈录案示复,以凭设法查缉,俾销隐患,而绝根株。"

孙中山“革命党”思想新探

革命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使命是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孙中山的革命党思想就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其主要内容有四点:革命党必须有一个反映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主题要求的政治纲领,这就是三民主义纲领;革命党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既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又要以人民群众为力量源泉;革命党的中心任务和最高斗争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同时又要以宣传来感化人心;革命党应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掌握军队的、具有政权功能的政治团体。

党的建设要避免“选举党”和“革命党”两种倾向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执政地位,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第一位的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避免党由执政党滑向"选举党"或退向"革命党"。党既要坚持长期执政,又要强调治国治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执政就是要搞建设谋发展,履行政治承诺,构建和谐社会,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负有绝对责任,顺应民主潮流,推进以法治国,特别是要注重主观党建,探索一条在主观党建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特色执政党建设的道路。

龙夏·多吉次杰的“吉却贡吞”组织与“西藏革命党”异同研究

龙夏·多吉次杰的“吉却贡吞”组织与邦达饶嘎等人组建的“西藏革命党”是西藏近代有识之士为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而进行的两次变革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近代民主化进程,对近代西藏的政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探讨其共性和特性,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藏近代化民主改革运动的基本特点和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充分揭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社会本质。

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考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藏学构建过程中,随着更敦群培的"疯僧"形象逐渐得以昭雪以及"更敦群培热"的升温,他与"西藏革命党"的关系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持更敦群培加入该组织的观点的学者与持相反观点的人有过非正式的学术对话,但大多陷于"二元"思维定式而未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更敦群培的人生轨迹细节,认为更敦群培未曾正式参加该组织,但他接受了一些该组织委托的任务,他与西藏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雇佣关系。

我扮演“革命党”人

经过半年多殚精竭虑的紧张排练，常州实验剧团的第一部大戏《五月端阳》终于与观众见面了。这部被业界誉之为“艰难时世的平民史诗,走向共和的草根颂歌”的方言话剧一面世就大获成功。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正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并实现这种定位,这将深刻地影响21世纪之中国的现实与未来。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彰显着它的必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这一转变的实现将使执政党的合法性维系于民主制度而最为稳固。

鲜为人知的“西藏革命党”

二十世纪上半叶古老的中国正经历着痛苦的涅槃,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同样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外国入侵、人心不一、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这片有着千年历史的雪域高原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也开始踏上艰难的自我救赎之路。擦绒的军事改革、龙厦的"求幸福者同盟"和邦达饶嘎等成立的"西藏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是以推翻清室为己任的吗?

《同舟共进》今年第9期佳作甚多。其中戴煌、吴江、王守昌、丁弘、傅白芦、余杰、王春瑜等先生的大作,发人深省。《能不能为张志新拍部电影》一文,言简意赅,这类文章,读后深受启发。但对《为革命正名》一文的内容不敢苟同,容后撰文商榷。现只指出该文第三行称"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以推翻清室建立共和为己任"。此说与史实不符。按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辛亥革命已将清室推翻,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是1914年在日本成立的,其目的是继续对袁世凯进行武装斗争。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国民党"名称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