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晚清革命党人社会背景的再认识

孙中山早期革命(晚清时期)的社会背景(或基础)不是资产阶级,他所领导的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兴中会时期,他所依赖的社会力量是背离了传统社会体制、率先接受西方影响的边缘阶层,其社会基础十分薄弱,所以他的革命活动到处碰壁。1901年以后,孙中山转向新政中产生的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新知识分子,由于革命得到这一新社会精英阶层的认同,社会基础迅速扩大,终获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新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采取拥袁反清策略是当时社会的一致选择,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除了革命党人方面存在的畏袁和崇袁心理、对外来干涉的担忧、同盟会的涣散无力、策反汉官反清的一贯策略等原因外,客观上,拥袁反清是辛亥时期举国上下几乎一致的意向,革命党人在当时并不具备与袁世凯兵戎相见的条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革命党人的这种策略是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善耆与革命党人关系初探

肃亲王善耆在晚清亲贵中以开明著称,清末新政期间,他和革命党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不被重视的问题。善耆对革命党持宽容之政见,其主动接近民党,关心宪政,均思缓和革命,希望以此缓和国内矛盾,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便利了革命运动的开展。

论湖北辛亥革命党人的局限

湖北辛亥革命党人因首举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而一直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但是,湖北革命政权最先失落,湖北革命团体很快就开始分化,革命党人中有与旧官僚立宪派同流合污者,有为做官到处钻营者,有独善其身离群索居者……,首义引发的运动还在全国范围继续时,首义之区的革命就已奄奄一息。湖北首义的突起和速退都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决非偶然,为探求其转瞬即逝的历史原因,本文拟对湖北革命党人的局限作点粗浅的分析。

清末革命党人政治暗杀活动六议

清末革命党人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对一些清廷大员进行过十余次较为重要的暗杀活动。革命党人进行的这些暗杀,完全是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而属于政治性的暗杀,并非如有人所说是实行恐怖主义。革命党人实行暗杀,其理想与最终目的,至公而高尚;革命党人不尚空谈,践行革命的精神可嘉可尚;革命党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可钦可佩。当代学者指出其暗杀活动的种种不足与局限是必要的,但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批评、否定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似有苛求先烈志士之嫌,且有违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白坚武与革命党人

文章对白坚武与革命党人的交往活动做了整理,尤其详细记录了他在1916—1924年间的主要社会活动。指出了白坚武与李大钊、孙洪伊等人的关系密切、交往颇多,其对孙中山也有不少赞扬,但其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最终沦为汉奸,展示了其复杂的人物形象。

武汉革命党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与所谓湖北“二次革命”

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人之间争夺最高职位，是都督一职拱手让给黎元洪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昌军政府成立后，蒋翊武和孙武之间，孙武和共进会其他上层分子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的演变，导致了所谓湖北“二次革命”的爆发，湖北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黎元洪夺取。

论晚清革命党人的武侠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运用文献研究法与逻辑推理法,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了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斗争中所展示的侠肝义胆,体现了武侠思想在晚清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研究认为,晚清社会动荡的时局,是武侠思想在革命党人中盛行的社会基础;晚清革命党人所展示的武侠豪情,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民族气节,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通过研究来自民间社会大众文化的武侠思想,挖掘其中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将其中的宝贵养料吸收消化,发扬光大,可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中文化革新的动力。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有关社会主义思想述评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潮(诸如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和朱执信的“科学”社会主义),很早就有研究,但对于一些知名度较低但广泛存在于革命党人中间的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思想,却很少人涉足。本文试图就这一思想作初步探讨。1 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人专事传播均贫富的社会主义。他们对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鼓吹,从人数到规模,从研究的深度及广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前一切派别(包括农民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心理战述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中采取了丰富的心理战形式,主要包括: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机变诡诈的谋略心理战和手段丰富的策反心理战。这些心理战对争取人心、激励士气和瓦解对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浅论赵声对辛亥革命时期镇江籍革命党人的影响

赵声是辛亥革命时期镇江籍革命党人中的杰出代表,许多镇江籍革命党人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赵声是镇江乃至江苏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先行者.

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关系述论

白朗起义是民国初年爆发于河南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也是资产阶级“二次革命”时期一支重要的群众反袁力量。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白朗起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影响,因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起义的时代特征。对于白朗起义本身,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对白朗起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及其所受民主革命的影响问题,尚未见有专文考察。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白朗起义的特点和性质重新作一探讨。一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人员联系方面。1913年春“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兴兵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讨袁之举迟迟未动。这时,白朗起义军正在豫南一带展开活动。

同气相求: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思想交流

申圭植是流亡上海的韩国近代著名独立运动家,在流亡中国期间,他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展开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在与中国革命党人交流的过程中,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大同思想和对舆论宣传的重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这些思想也都在人际交流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变化,因此探讨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思想交流,可以阐释其在中韩近代人文交流史中的价值和意义。

论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对革命党人的影响

1905年8月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它的形成对辛亥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勿庸讳言,革命党人在为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而奋斗的过程中,大多数人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那么,受影响的表现有哪些,为什么会受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些影响。

防范与限制: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中的革命党人认识及策略(1913—1917)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迅速掌控中国局势。列强中,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将表面上看起来向着共和秩序稳定发展的袁世凯政府视为其理想的远东伙伴;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认识,则从民国的“麻烦制造者”发展至远东秩序的“威胁”,并形成了怀疑和遏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策略。威尔逊政府形成如此认识和策略的原因,一是威尔逊本人深处南方长老会清教精神传统中,视激进的秩序变革为共和秩序及宪制的破坏者;二是受到美国驻远东使领馆报告的影响;三是美国政府对远东的考量及其与日本的竞争关系。加之革命党人一系列倒袁行动、一战期间与日德的微妙关系影响美国在华利益。此一认识和策略延续到孙中山三次建立南方政府时期,型塑了孙中山及其南方政府转向苏俄的过程。威尔逊政府在远东的多重目标既相互冲突,又缺乏达成其远东设计的决心与手段,对华政策之失败很难避免。

财政问题与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刚满三月即告夭折,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二个多月后,黄兴又从南京留守任上卸职,由他统辖的南京留守府及十余万军队被撤消和遣散。这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所遭遇的两次重大失败,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何以昙花一现?孙中山、黄兴何以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这除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革命阵营内部涣散等原因外,严重的财政危机始终困扰着革命党人,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又找不到一条正确解决的途径。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暗杀风潮述评

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领导武装起义的同时,也进行了频繁的暗杀活动,尤其是在同盟会领导和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暗杀活动趋于活跃,一些革命党人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想找一个“最快最捷”的办法,企图以炸弹吓倒敌人,出现了一次暗杀风潮。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是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及革命党人的阶级局限和认识水平密切相关的。本文拟对其进行剖析和作一恰当的评价。

革命党人的档案意识与作为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以孙中山为旗手的革命党人重视档案的本质属性、价值及其作用,在其革命活动中对建立、改革文书和档案工作,收集、保存、编辑革命史料的工作非常重视,不仅为留存辛亥革命档案及相关资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革除封建专制制度下文书档案工作的弊端、推动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也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

浅析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

清末革命党人对清廷官员实施的暗杀活动既是革命斗争手段的选择,又是兼受外来革命思潮和自身尤其是新型知识分子尚武意识兴起的自我展现。尽管这种活动对于革命党人而言,并非是其革命的主要手段,但这种活动却在近代推翻清政府的进程中有其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