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合唱《南梁颂》中的革命叙事构建

《南梁颂》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交响合唱作品,用八个乐章的宏大篇幅,呈现出南梁地区革命斗争、劳动生活和人民信仰的壮丽画卷。作品运用历史与时代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同时融入地域性的音乐语言与当代作曲技法,充分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一部红色题材音乐作品,其在创作上延伸并发展了自延安时期以来陇东地区革命民歌及革命历史题材歌舞的创演经验,通过对比性与交融性相统一的审美原则,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不仅缅怀了革命历史,更表达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人们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与向往,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集聚力量。

边界、融合与文化再生产——科学主义视角下的电影跨媒介改编与叙事革命

在媒介多元融合的当下,艺术的跨媒介叙事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跨媒介叙事是多元媒介协同叙事的现象,不同媒介利用各自的叙事特色,讲述相互独立但具有紧密逻辑关联的故事,从而构建起多元多维的叙事艺术。注重叙事表达与媒介表意形式的电影,与跨媒介叙事紧密相关、相伴而生。跨媒介改编的出发点与症结、媒介的边界与融合、跨媒介生产中文本盗猎与意义增殖以及观众话语输出与叙事再生产,是决定电影跨媒介改编能否成功的关键。同时,数字人文、AIGC等新兴科技对电影跨媒介改编的赋能,亦以互动性开创了跨媒介改编电影的无限可能,并带来电影叙事革命的新探索。

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建构“新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与文学想象

“新时代文学”已经具有当代文学时期划分的意义与特征,体现在两个层面:现实层面是脱贫攻艰、乡村振兴题材作品呈井喷之势,历史层面则是“革命历史再叙事”思潮勃发。本文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划时代思想,提出“‘人民史诗’的文学”概念,并对其一翼——“革命历史再叙事”思潮进行详细论述,进而展开建构“新红色经典”的文学想象。这种文学想象以“为人民”为思想旨归和美学范式,既回应着“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时代召唤,也为更好地叙写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提供了一种可资延伸讨论的观念与路径。

论蒋光慈小说革命者内视角叙事的美学意蕴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蒋光慈用小说塑造了大批革命者形象,内视角叙事策略的普遍采用,既服务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在理性层面上思考了自我和社会问题,更是宣传和教化了革命思想。对内视角叙事策略的探究有利于考察蒋氏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亦有利于正视其小说的文学史意识和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价值。

新时代革命英雄叙事传统新变:《无法完成的画像》的叙事技巧与叙事策略

刘建东的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从小切口切入,展现了风云际会下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叙事方式的独特性(悬念的设置)、限制性叙事视角的采用和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叙事时空的腾挪转移,实现了对传统革命历史文学叙事模式和叙事策略的突破与超越,使革命历史文学叙事和革命英雄书写呈现出异样的光彩。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无法完成的画像》做到了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的有机融合,“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一角”的独特写法和深入历史风云中边缘形象的个体体验,为革命历史题材提供了一个“以小见大”的表现视角,同时也丰富了革命者形象的塑造,于细节处洞见革命英雄的无私、无畏与奉献,激发了当代读者对革命历史和革命英雄的追忆。

革命叙事视阈下如何构建现代农民形象——以乡村振兴主题油画作品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美术革命叙事的基本特征,并分析相关油画作品,旨在探究具有革命性与阶级性特征的农民形象,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乡村振兴主题油画创作中农民形象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特征,进而探讨中国油画如何在革命叙事视阈下构建人民集体记忆当中的农民形象。

论《珠江人家》的革命叙事与红色精神

电视剧《珠江人家》以粤药、粤菜、粤剧三个行业为中心,讲述了1927至1950年间广东人民的革命史和抗战史,表现了岭南革命传统与广阔社会生活的激荡与深入,呈现了岭南勇于开拓、领潮争先的革命传统,前仆后继、引领革命的红色精神和岭南人刚健朴实、进取创新的精神面貌。

《打出幽灵塔》:女性视点与革命叙事

白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女性作家,其作品因深受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而独具特性并表现在两个方面:女性视点突出;革命意识鲜明。白薇通过文学探究了女性在传统和现代价值观冲突中的挣扎,以及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打出幽灵塔》便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问世的。《打出幽灵塔》中的萧月林作为一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压迫的女性,她要出走,要革命,其与家庭、爱情和自我的革命成为文本的叙事中心。《打出幽灵塔》不仅映射了作者个人的经历,也体现了她对时代女性命运的反思和对女性革命意识的肯定。

朝鲜土地改革小说革命叙事下的人物建构——以李箕永的《土地》为中心

在朝鲜的近现代文学作品中,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是反映朝鲜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经典之作,刻画了具有革命范式的典型人物郭巴威的形象。本文聚焦革命叙事理论下的人物建构模式,从叙事逻辑、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叙事张力领域,探究李箕永的叙事艺术塑造和人物形象意义,分析朝鲜土地改革小说中对于乡村权力重建、政治文化进程和个人命运转变的历史书写,进一步呈现作家的主题精神和文学自律,有助于丰富朝鲜土地改革历史和文学书写的研究内涵。

1950-60年代西藏文学革命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1950-60年代,以徐怀中、刘克、胡奇、单超、刘汉君、苏策、叶玉林等为代表的进藏作家,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主,创作了以和平解放西藏,修通青藏、康藏公路和建设西藏为主题的小说,体现了这一时期西藏当代文学以革命叙事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期的西藏当代文学革命叙事记录、反映、展现了西藏纳入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体现了当代西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中积累的独特的地方性文学经验,凝练了当代西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

秦腔现代戏《血泪仇》民间伦理与革命叙事“缝合”探论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作为毛泽东亲自指示创立的革命戏曲团体,将《讲话》精神与“人民戏剧”传统相结合,以秦腔、眉户等上演革命现代内容。作为民众剧团秦腔剧作家马健翎创作的经典现代戏,《血泪仇》通过融合革命主体成长与传统戏曲复仇伦理叙事,揭示了农民由革命同盟者成长为革命主体的政治主题,巧妙实现了民间伦理与革命现代叙事的缝合,使得传统民间伦理资源成为边区现代革命修辞的“合法性”来源之一。秦腔《血泪仇》在延安边区革命主体形象的塑造,民族形式与现代革命内容的结合,以及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建构方面,积淀了颇具典范性的艺术生产经验。重释《血泪仇》民间伦理与革命叙事的文本价值,对综合认知延安文艺戏曲改革理路,乃至考察当前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红色舞台的革命叙事与审美意识建构——当代杂技剧《战上海》作品探讨

杂技剧《战上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重大历史节点的主旋律红色题材作品,借助杂技艺术展演的独特性,融入戏剧性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塑造,跨界多种现代舞台艺术形式,克服了杂技不擅长叙事的题材短板,推进了杂技剧这一独特的现代舞台艺术本体建构。杂技剧《战上海》的成熟意味着杂技剧对红色题材的成功驾驭,拓宽了杂技剧的创作视野,借助重大历史题材进行革命叙事和红色文化意识形态的审美建构,丰富了国家话语叙事和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及现代剧革命叙事的当代探索价值“。解放上海”这一红色题材的历史审视和舞台转化、审美创意成功地带动剧场营销,为当代中国杂技剧创作及发展提供启示。

革命叙事中自我表达的可能与限度——从《铁木前传》六儿形象塑造看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

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六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形象,摆脱了革命文学塑造人物的窠臼。孙犁在六儿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表面上是顺应了时代话语批判着六儿,但在文本内部又潜藏着对六儿的理解与欣赏。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起源于孙犁意图在革命叙事主流话语中隐晦地表达自我的个体价值观。但个体价值观的自我表达与革命叙事表达却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牴牾,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事裂缝。革命叙事裂缝中的“自然人”六儿与孙犁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一种镜像互动,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人物形象,更成为透视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中国革命道德叙事”教学探究

“中国革命道德叙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应正确理解“中国革命道德叙事”教学方法的基本内涵,把握好教学中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中国革命道德叙事”教学方法的必要性。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以教材为纲确定革命道德叙事的主题,深入开展红色经典阅读,通过小组任务驱动让学生深刻体验中国革命道德情操,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显性育人和隐性育人的有机结合。

从崇高的革命叙事到怀旧的历史叙事:红色电影的叙事及美学转向

红色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一类独特的电影,与党和国家的革命历史息息相关,承载着重要的宣教作用,形成了独特的革命叙事和崇高的美学风格。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红色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集体记忆、增强凝聚力的要求和现代观众在流动社会中寻求定位和认同的需求不谋而合,红色电影从革命叙事转向历史叙事,并带有修复型怀旧的倾向。

镜与灯:主流媒体革命叙事的现代转型--以《前线》杂志“百年风云”栏目为例

传统媒体时代,围绕中国革命史展开的革命叙事,在不断地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包括宏大的叙事视角、精英的叙事话语,等等。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媒体的传播语境,中共北京市委主管主办的党刊《前线》杂志“百年风云”栏目积极寻求革命叙事的现代转型,探索出了“镜与灯”的叙事模式,具体体现在两个维度的叙事空间、以小见大的叙事视角、客观权威的叙事主体三个方面。

中共决策层视角下的抗战革命叙事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决策层呈现出与其他政治力量不同的理解讲述抗战方式。把抗战上升到革命问题,用“共产主义哲学方法”观察中日民族阶级矛盾变化,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对整个中国革命也形成了系统、独特的叙事话语体系。

列宁帝国主义论与中共早期革命叙事逻辑的构建

叙事本质上是一种交流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需要交流,自有人类历史,叙事就存在。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下,“革命”是诸多党派自我标榜的符号,“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手段”b。当“革命”成为共识,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叙事对中共在中国革命中初步掌握领导权与主动权起着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的驱动作用,“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义愤,促进了革命的发生”c。

茅盾文学奖的现代性想象和传统生态——以茅盾文学奖终评(提名)落选的五部革命叙事作品为中心

迄今已历经十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就革命叙事而言,共有十部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对新型国家现代性形象的想象与主流价值要求有高度吻合性。反观在茅盾文学奖终评(提名)环节落选的五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却因其先锋探索姿态与主旋律意识形态属性的疏离、革命魅惑中的历史虚无性改写与宏大历史明确性表达的相背、民间文化观念的另类化彰显与弘扬时代精神的悖反等诸种缘由,而遭受冷落乃至拒斥,鲜明地体现出以茅盾文学奖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价值评价体系所具有的包容度和限度。

《花儿与号手》:革命叙事的多重表达

音乐剧《花儿与号手》以“花儿”音乐为题材,运用古典、歌剧、流行音乐等多种创作技巧,在音乐上构筑了一个宏伟壮观的舞台。文章认为,在题材的选择上,《花儿与号手》突破了“革命恋爱”的叙事方式,融入了民族文化和地方知识。文章从民族认同、青春话语和音乐风格三个角度,展现革命信仰的多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