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中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生成逻辑、核心意蕴与现实启示

《国家与革命》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该著作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重要命题,集中阐释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和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重大问题。列宁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阶段”学说,形成了更加完备的共产主义发展“三阶段”理论,为列宁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南。新时代,研究《国家与革命》中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深刻启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国家与革命》的认知演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中汲取经验,逐渐发展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重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这离不开20世纪20年代所形成的正确认识。因列宁《国家与革命》全译本出版较晚,中国知识分子对该著作的早期认识深受中外解读影响。国民革命联合资产阶级的现实需要也左右着他们对国家问题的理解方向。1925年后,苏联理论家为纪念列宁而作的解读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基础把握住国家的阶级性本质,并自主形成对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理论体系的完整认识。理论认知和主义立场的清晰化,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苏两国革命经验进行反思,进而深化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学说的理解。

《国家与革命》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和当代启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基本价值遵循。作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写的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以通俗的言语方式,向广大俄国无产阶级揭露了以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对恢复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提高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正确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极大推动作用。重温《国家与革命》所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对新时代继续推动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持有民族复兴主体意识的时代青年有重要意义。

《国家与革命》中国家理论的研究

《国家与革命》中系统梳理和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颠倒黑白的错误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焕生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具有深刻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以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为考察中心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实则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斯考切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可以发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联系与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对比凸显了国家理论、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法的学术价值。历史制度主义采用结构性的视角、多变量因果分析推进了革命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新观点,推动了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在动态维度,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路径依赖、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有助于推进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在价值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强调对制度变迁、革命爆发原因的阐述离不开观念。由此,中国政治学应当启发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承袭和发展,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将研究着眼于以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路径、特点为基本内容的本土国家建构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以《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为中心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后的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首次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直接达到成熟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过渡时期”,再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是对马克思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性的认识,是对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来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探索,是经过积极主动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至共产主义的实践范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对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坚持与创新,对于明确中国社会发展前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意义重大。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态势与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分析

受世界经济衰退、新工业革命带来全球科技革新等因素影响,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呈现新态势:需要新动力、新目标、新模式。新态势推动金砖国家建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形成了以金砖数字经济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绿色转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合作议题,为金砖国家各层级、各方面的合作搭建平台是伙伴关系的实践路径,充分契合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其他成员参与热情不足,这是伙伴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中遇到的阻碍有关,如金砖国家多边科技合作受限、金砖内部经贸竞争明显化、金砖经贸合作的外部环境受干扰等。金砖国家应继续推动伙伴关系落到实践,妥善处理金砖经贸竞争,深化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

《国家与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的经典著作。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拾卷重温这一重要文献,其核心理论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革命观教育、民主观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基础理论,其精辟论断蕴藏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远见卓识,其现实关照、理论重点和论证方法饱含着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启示。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的经典之作

列宁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集中、完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家与革命》中民主概念的双重属性及其现实启示

民主是《国家与革命》中的核心概念,列宁在文本中阐述了民主的双重属性。作为暴力统治工具,民主具有历史暂时性,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过渡性;作为和平改良工具,民主具有历史进步性,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性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超越性。新时代,深入研究这部著作中的“民主”概念及其双重属性,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与革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环节和无产阶级专政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深入思考,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仅要同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而且要教育群众认识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并联合起来投身革命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消除旧有意识形态影响、培养新人,在推动社会精神生产和提升个体思想道德水准基础上,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相应准备。这种思考的理论表达,对于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两个伟大革命”有着重要时代价值。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党建思想及现实意蕴

《国家与革命》作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重要著述,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做出新的思考与论断,以“无产阶级先锋队”定位马克思主义政党,力求厘清非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从思想上建设政党,抨击资产阶级民主的腐朽从制度改革上保障政党治理,形成了“历史定位—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党的建设逻辑理路。新时代,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党建思想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传承、精神延续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实质思想的转变——从《国家与革命》到《论粮食税》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实质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且持续深入反思与发展的过程。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他不论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中心任务及其主要工作的安排,抑或是对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的目标的思考,其思想都发生了转变。列宁社会主义实质思想的变化不仅在苏维埃俄国史上乃至人类史上都起了重大历史推动作用,而且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启示意义。

《国家与革命》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理论的异同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论关于国家这个问题。恩格斯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撰写,探讨了关于国家的基本问题。其中有的观点是基于马克思的思想。然而,关于国家理论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形成系统详细的专著。列宁则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十分系统的阐发,撰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通过比较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发现二者的思想存在着许多异同之处。

睹物思人热血筑丰碑——冀东烈士纪念馆珍贵革命文物介绍

冀东烈士陵园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是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是河北省首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七十五载春华秋实,历代陵园人始终秉承“弘扬英烈志传承冀东魂”的工作宗旨,在大力弘扬英烈精神的征程上披坚执锐,步履不停。作为唐山市馆藏革命文物重要单位之一,我们在征集保护利用革命文物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力量,千余件馆藏革命实物遗存成为单位研究近现代抗战史学研究的宝贵财富。本文主要介绍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照片、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邓培使用过的圆桌、“反旗地变民”运动中使用的九节鞭等珍贵文物及其背后的革命故事。

关于革命化国家形象审美建构的思考——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例

《东方红》是建国后成功地将国家形象建构与艺术创造对接的作品,它通过多种形式回应了1960年世界革命兴起和社会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有力地表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正当性和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领导地位,成为艺术性表达新中国关于世界革命话语权争论的一个重要文本。

列宁国家思想的三重逻辑——重读《国家与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从阶级性、统治性和工具性等三重逻辑中揭示了国家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列宁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性、治理性和价值性等方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重超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下,对诞生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国家与革命》做出新的诠释,准确理解和把握列宁国家思想的三重逻辑,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国家与革命》的时代特色——兼论《国家与革命》的逻辑力量

《国家与革命》具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时代特色,其中每一个原理和观点都是从已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因而它能够从历史的逻辑中揭示历史的规律并预见历史的未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它不仅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发挥了巨大的先导作用,而且为当前批判各种恶毒攻击暴力革命的错误思潮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同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长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于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论争与启示

列宁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为十月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理论基础。100年来,《国家与革命》不断遭到西方"列宁学"的歪曲和误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歪曲和误读进行了批驳。围绕《国家与革命》展开的理论论争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偏离还是继承,即《国家与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关系;二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谁是《国家与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三是政治断裂还是一以贯之,即《国家与革命》与列宁其他思想和作品的关系;四是暴力还是和平,哪个是《国家与革命》的主题;五是专政还是治理,即《国家与革命》的当代启示。100年后重读《国家与革命》依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与革命》的现代解读

通过对《国家与革命》的重新阅读,可以看出列宁既是暴力论者,又是非暴力论者。列宁在号召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时,又积极争取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在揭示资产阶级国家作为暴力机关的属性时,又看重国家的其他职能。列宁在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时深信不需要任何暴力和服从的共产主义时代会到来。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也许是一场和平的政治革命。这正是《国家与革命》的现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