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悲剧和革命寓言:20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接受和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正值最苦痛最富悲剧意识也是最革命最具艰难抉择的历史时期。由于革命的拯救和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将理论的焦点凝结在悲剧的身上。在面临着自己的现代性悲剧困境的情形下,他们迅速与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对拍,形成了现代中国特有的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并在文学表达上寻找着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悲剧性体验和反应。

《让子弹飞》中的革命寓言与欲说还休

姜文是一个天才,一个演员中的天才,更是导演中的天才。其作品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自身带给观众的新奇感,每一部作品总是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让子弹飞》通过各种隐喻性影像组成和拼接,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民国,从而拓宽了电影的寓意。

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他者”的革命历史想象——论九十年代寓言化革命影片的转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殖民语境中,中国产生了一批寓言化的革命影片。这些电影文本把第一世界的强势文化形态作为绝对参照宿命般地植入到民族现代化想象的图景中,使得中国传统的革命意义与西方现代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之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对话甚至对接。以后殖民理论和审美符号学相结合的批评方法,细读典型电影文本,可以看出创作者们对于西方误读迎合与反迎合相互交织的复杂心理,展示出那个特定时代寓言化革命影片的艰难转型。

文化革命的寓言与救赎的审美乌托邦——解读鲁迅文学作品的意义

鲁迅充分发挥文学的批判价值和启迪的功能,他深入地分析了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的文学作品独特、丰富的民族寓言是其文化政治革命的集中写照,在审美的基础承担着历史——文化政治使命。鲁迅作品中乌托邦结局的预设是其希望所在,同时也是一种暗示,它预示了在黑暗的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可塑的未来,在绝望中仍然渴望审美超越和救赎。

一个旁观者对《红岩》第一稿写作的回忆——胡元访谈录

1962年初《红岩》出版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63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的文章《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多少年来,这篇文章成为人们描述小说《红岩》写作过程的唯一根据。2005年7月24日,论文作者到四川成都采访了原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胡元先生。作为《红岩》作者们的朋友,胡元先生在1956年曾经目睹了《红岩》第一稿的写作。他对《红岩》写作过程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叙述,从中可以看出,解放后的"业余作者"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官方历史叙述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

《让子弹飞》:商业喧嚣中的自我表述

电影是艺术,也是娱乐工具,有思想无乐趣的电影不会有观众,有乐趣无思想的电影亦不会有好评。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中,＂贺岁片＂是电影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0年姜文首次投身＂贺岁片＂的拍摄,其影片《让子弹飞》横扫同一档期的中国电影市场,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作为一部商业电影,《让子弹飞》极其注重商业性,同时,作为一部有艺术主张的电影,它承载了国产商业影片应有的文化内涵,令观众的娱乐需求、文化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