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从教育救国论到教育服务革命救国论的思想转变

青年毛泽东从主办工人夜学、创办自修大学到创办工农运动讲习所,其思想经历了从教育救国论到教育服务革命救国论的转变,其内容表现为人格主义的国民教育、平民主义教育和革命主义教育。形成了他教育服务革命、革命不离教育的职业革命生涯的特色。

论李子洲的革命教育救国思想

李子洲是陕西党组织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卓越的组织活动家和革命教育家。他的一生,致力于探索救国道路和发展革命教育救国事业,为实现革命教育救国不懈努力奋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革命教育救国思想。本文研究李子洲的革命教育救国思想,通过评述,展现其历史贡献。

辛亥革命与民国教育

革命与教育几乎与生俱来。辛亥革命之后教育与革命的关系变得复杂和紧张。在革命第一、教育其次的理念下,孙中山革命内容秩序在破坏与建设的基础上,增加了因袭与改造,乃至创造的内容,但整体上仍属于以暴力政治革命为主的狭义的范畴。国民革命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说与和平的教育说对立的关系,逐渐得到调和,形成彼此渗透的革命教育与教育革命关系。这种以革命为本位的革命与教育关系,受到质疑,表明这时狭义的革命观已经难以适应社会改造的要求,须要以广义的社会革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广义的教育进行置换。党化教育方针草案的争执,民众教育被放弃,辛亥革命性质的广义定位,辛亥革命与教育纠葛以及由此提出的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相结合模式的提出等,大都与此有关。在广义范畴之下,革命与教育不再对立,而是合流、甚至同一,在教育领域首先完成了革命从破坏到建设的衔接和转换,证明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救国与教育救国关系并非总是那样紧张。

双重身份的冲突与融合:作为教育家与革命家的徐特立

徐特立是教育家,也是革命家。早期,徐特立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信奉“教育救国”,但此后理想接连受挫,遂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论者。泅泳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徐特立一辈子秉持救国救民的宏达理想,在两种身份的融合与冲突中,谱写了一曲“教育”与“革命”的和谐变奏。

李四光与辛亥革命

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国家出路的大背景下,李四光作为一位新式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号召下亦曾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参与辛亥革命。这充分体现了时代与个人的互动关系。在时代的号召下,他接触革命党人,接触革命思想,实现思想转变,走上革命救国道路,而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对李四光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辛亥革命后,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他积极参与实业建设,力图实业救国,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初探

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使任鸿隽由一个革命救国的追随者,转变为科学救国的服膺者。他的科学救国思想,是对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继承和超越。他认为,近代科学之有无是造成中西国势强弱之判的重要原因,但需指出的是,在当时的科学家群体中,像任鸿隽那样坚持强调纯科学研究者,并不多见。他大力倡导实际的科学研究,竭力促进科学的本土化,建言政府将科学立为国策,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赞成由国家统筹领导科学事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表现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宗旨却是一以贯之的。

鲁迅救国思想流变探微

生活在中国急需疗救的时代,作为爱国者的鲁迅,自然担起了救国的担子。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对如何救国,鲁迅经历了从科技救国到文艺救国到革命救国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与他的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求索的目标。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太平天国起义,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代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艰辛探索,但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以失败告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出现,成为这一探索的伟大转折点。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奋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为中国梦的实现找到了正确的路径。

邹容的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从民族主义的内容出发 ,结合邹容的《革命军》 ,探讨了邹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内容及其特色 。

纪念赵宝成同志诞辰120周年

赵宝成(1902-1935),汉族,又名赵成璧,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人。十月革命后,赵成璧毅然离开富裕的家庭,赴京寻求革命救国的道路。到京后,他阅读了《工人周刊》《劳动者》《共产党宣言》等许多马列主义书刊和经典著作,并经常直接听取李大钊等人的报告和演说。1923年他积极参加反对“曹锟贿选”的群众运动,表现非常坚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由党组织派遣回山西开展地下斗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赵成璧被留在太原坚持党的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并参加了省委领导工作。

论黄宾虹的中西大同观及其前瞻性

一、黄宾虹关于西方绘画及中西绘画比较的认识黄宾虹早年志在科举,中年后因革命救国失败而转向治学和绘画,到55岁发表《新画训》时,其活动范围集中于南京、扬州、上海,并无留洋经历。《新画训》于1919年8月连载于《时报》的《美术周刊》,是一部译述与议论陈杂的西方美术史著作,其中不乏对西画的深刻洞见和对中西绘画比较的思考。

朝阳红

黄河总汹涌,长江久不息,敢问源头水?好似春潮涨。雄鹰破苍穹,乍现奇峰满目,灿烂辉煌。敢问屹立山巅者?尽是“朝阳红”。“红日东升气势豪,霞光初染翠山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革命救国到建设兴国,再到如今的改革强国,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朝阳之红”为方向,为我们开创一片“朝阳之红”。

百年征程,百年辉煌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辉煌的百年征程,创造了壮阔的世纪伟业。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只有深入学习党的奋斗历程,铭记革命先驱的伟大历史功绩,从百年党史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精神食粮,才能更加昂扬奋进地开启新征程。红旗漫卷,革命救国"革命战争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我们党百折不挠、浴血奋战,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近代中国教育视角下的革命向建设转化

革命与建设被公认是近代中国历史基本主题,革命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彼此之间应该是一种对立统一,尤其是前者向后者为转换的关系。就建设的最终目的而言,革命、教育都是国人选择的手段之一,因而无论是“革命救国论”与“教育救国论”的不同,还是“革命与改良”“告别革命”研究范式采取,思维方法上多强调了革命与建设之间的对立而忽略了统一,特别是前者向后者过渡、转化的方面,且与历史实际有不少出人。因此,从近代中国教育史视角切入,考察革命具体如何向建设过渡、转换和完成,就显得很有必要和具有代表性。

王伯群:大夏之光,教育之炬

发端于兴义府的“加油文化”,薪火相传,论资排辈的话,王伯群可算第四代传承人之一。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一生跨越“革命救国”“交通救国”和“教育救国”。王伯群在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民穷财尽状况之下,单枪匹马,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以及大夏上海附中、贵阳附中、重庆附中和南宁附中,形成了著名的大夏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为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迹。

王伯群与重庆之不解情缘

王伯群,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一生跨越“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交通救国”三大领域,毕生致力于信仰中的现代中国建设。作为西南贵州人氏,王伯群在其六十年的生涯中,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