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学理与挑战

历史看待近年来开始活跃的“红色文艺”概念,还处于意义建构期,直接将之运用到文艺史研究中势必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如果将“红色文艺”具体化为“红色革命文艺”,它所包含的整体性视野,对于重新审视其内部相关文艺现象的概念命名、源流关系,它们与中国古代文艺传统、外国文艺传统和“五四”文艺传统的关系,还有文献整理中的问题,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目前以具体时段划分后的“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在概念命名上并不严谨,对整体源流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在与相关文艺传统关系的梳理上缺乏说服力,相关文艺梳理也存在不足,这些问题的形成与研究界缺乏整体视野有密切关系。在更大的视野上,“红色革命文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关于“启蒙-救亡”“传统-现代”“民族-世界”等重大问题悬而未决的结果,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突破,进一步深化对“红色革命文艺”历史的认识是关键点。

作用机制与实践方式:革命文艺育人研究的两种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里,文艺是一种感性的审美实践,其目的性及现实性品格,并不像物质实践活动那样直接和功利,它总是间接地潜移默化地,通过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中介,经由一定的“发酵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在影响人们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作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文章从这一观念出发,主张吸收和运用认知心理学、接受美学的研究成果,对革命文艺育人的作用机制与实践方式进行研究,最终的目的是重新激发革命文艺的活力,为新时代的人文教育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撑。

苏区时期中共革命文艺的源起、衍化与组织化生产

中共革命文艺起源于土地革命时期,主要目的是鼓舞士气,为战争服务,是革命动员机制的重要一环。因此,政治性是革命文艺的核心要素。为保障政治意图的贯彻,中共精心设计出一系列制度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引导文艺节目的生产;另一方面也限制着不良思想的传播。由此,苏区得以快速生产出众多符合革命需求的文艺节目。就效果而言,如果从艺术的角度看,那些节目内容在结构上或不免单调重复;但从观众的角度看,革命文艺可谓横空出世,人们沉浸其中,并深受感染。

革命文艺对克服青年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探究

历史虚无主义旨在削弱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革命文艺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文艺再现,不仅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诗情怀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同时也塑造了大量革命英雄形象,讴歌了共产党人崇高信仰与精神品格。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年危害主要体现在颠覆青年正确的党史观,动摇青年共产主义信仰,淡化青年社会责任担当,瓦解青年无产阶级政治情感。因此,我们更要坚定自信、努力营造革命文艺创作新生态,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鼓励青年读经典,多管齐下、正确塑造青年历史观与党史观。革命文艺不仅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更是驳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有效武器。

抗战时期苏北根据地革命文艺活动及其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根据地传播抗战思想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文艺活动对于民众的特殊教化意义。革命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受到重视,中共中央对革命文艺活动亲自领导、苏北根据地党组织对文艺宣传效力进行了肯定。苏北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将传统文艺活动进行革命化改造,开展了报刊出版与宣传、戏剧活动与演出、文学创作大众化等一系列文艺活动,取得了宣传中共政策主张,有力配合抗战;激发民众爱国热情,鼓舞军民斗志;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进程,丰富发展内涵等成效。

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地方革命文艺资源的人文教育价值——以哈尔滨左翼文艺资源为例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留下了丰富的地方革命文艺资源,这些文艺资源在斗争精神、斗争经验、艺术品格等方面为地方学校的人文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地方性知识体验。地方革命文艺呈现出的民族斗争精神,为构建新时代青年的政治理想提供了精神动力;地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斗争经验,能够促使新时代青年产生出真诚的道德情感;经典的地方革命文艺作品,将满足新时代青年对艺术的审美追求。新时代青年将从地方革命文艺的斗争历史中汲取力量,明晰时代使命,把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真正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文学选本与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传播——以持恒函授学校《文学作品选读》为中心

从文艺传播的角度分析持恒函授学校文学教材《文学作品选读》对革命文艺的传播与推广,表现为这部教材在选文上提倡“新现实主义”,在教学设计中建立起对读者的阅读引导机制,强调革命立场与审美表达应融为一体,从而成为一部极具特色的文学选本与教材。提出《文学作品选读》对中国新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方向与准则,也促进了革命文艺特别是解放区文艺的经典化。

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以草明《延安人》为中心的考察

主要聚焦草明的情感实践与创作转型,以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延安人》为切入口分析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交互影响。《讲话》发表后,一系列情感实践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的情感转向,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转变也影响了革命文艺的生产与建构。草明延安时期的创作及其转型具有典范性。在宏观层面,作家的情感实践促进革命文艺生产的同时,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也在滋润着创作者的情感认同。创作者投身革命文艺生产的场域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知识分子的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相互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变革的一条有效的内在路径。

“组织起来”的革命文艺——论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

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进程中,“组织起来”作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革命话语,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革命文艺(陕甘宁边区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文艺的创造形态和生成传播。立足于原始文献史料,对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协、边区文委等文化机构的建立和转型进行梳理,发现在特定社会生存空间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各文艺机构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开展文化工作,实践党的意志,完成了身份转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建构和党的意识形态传播。

《白毛女》进城与革命文艺的传播和示范

《白毛女》是延安文艺的经典作品，其传播的范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逐步胜利而日益扩大。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大批城市被解放军接管，伴随着城市的接管和政权的更迭，延安文艺也随军进城，而《白毛女》无疑是被重点推广的作品之一。

百年党史与革命文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迎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这样的重大时刻,回望百年党史,凝眸庄严党章,激发党员初心,牢记党员使命,意义格外深远。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学习教育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左翼转折——论瞿秋白的“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变迁历史中,文艺大众化相关理论的发生和转折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议题。而瞿秋白对此的思考,则是此漫长议题史中的关键点。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为了左翼革命政治的现实需要,把长期以来的文艺写作直接定性为"政治写作",从而提出"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并最终成为其革命文艺思想的理论主轴。由瞿秋白等革命先驱所奠定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

“被打开的新空间”:革命文艺与江西苏区农村妇女的生活

民国时期农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革命性的直接冲击同时存在,在革命区域——江西苏区农村这两者并行不悖。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恰当地把农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革命思想的输入结合起来,实现了两者的重合。从其效果来看,江西苏区的农村妇女主动或被动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化理念,突破封闭的私人空间,走向共产党开辟的新公共空间,享受着现代性和革命性的文化滋养。这是革命文艺对农村妇女生活影响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事实的另一面是,农村传统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妇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她们的公共活动空间虽然有所突破,但仍有限。

延安鲁艺对革命文艺的贡献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艺术学府,她的创建开创了中国现代革命音乐教育的先河。鲁艺自建校后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革命音乐家,在这些人当中,既有从苏区奔赴来的文艺工作者,也有从抗战大后方国统区赶来的文艺家,他们经过在陕北的“洗礼”后,创作出众多优秀的根据地音乐、抗战音乐和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内容的音乐作品。本文从鲁艺的诞生入手,对鲁迅艺术学院和高尔基戏剧学院进行了对比,通过对鲁艺在教育教学、音乐创作与表演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深刻认识鲁艺对革命文艺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以此来反映中国革命文艺发展中的一个侧面。

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与形式选择的关系问题再认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据

革命文艺是由政党直接领导和支配的文学,它的真正主体是政党意志,而非各别的作家和自然形成的作家群体。革命文艺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的开始,是以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标志的。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文艺和文艺工作者被纳入革命斗争战线,这意味着革命政党及其领袖取得了对革命文艺的绝对领导权和话语权。《讲话》通过论断性和指令性的表述,在根据地建立起了政党和文艺工作者的新型的权力关系。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与形式选择的关系也在这个座谈会上得到明确的界定,它既是前此关于文学形式问题争议的总结,也是此后中国革命文学如何看待形式问题的指南。革命文艺的形式选择是革命文艺的本质功能的逻辑展开,它意味着认识形式问题需要摆脱传统文学观念中的艺术本体论,而应着眼于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

欲望管制与价值建构——“革命文艺”的文化史意义

"革命文艺"以革命者的个体欲望遭受极度压抑作为革命叙事的起点,并将个体欲望组织进入阶级斗争的理论之中。"革命文艺"的欲望叙述具有双重性:既体现了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价值建构方向,也显示出对于低效社会运作的无反思状况。新时期文论话语片面否定"革命文艺"的欲望管制,从而难以全面评价"革命文艺"并导致新的价值困境。

革命文艺奇葩——鄂南英烈何功伟诗歌创作评析

革命烈士诗文是“红色经典”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形态，理应受到人们的反复诵读和研究重视。鄂南英烈何功伟被誉为“湖北杰出之青年领袖”和“青年楷模”，同时也是一位出色青年诗人。何功伟1941年在监狱中创作的《汨罗怨》、《狱中歌声》、《奴隶恋歌》、《清江对口唱》（残篇）等，堪称中国革命文艺奇葩，达到了丰富的革命思想与精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情感浓烈、节奏优美、意蕴丰富，具有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革命文艺:创作主体与经典生成——以原生态延安文艺为中心

原生态的延安文艺本身很复杂,从前期的"多元共生"到后期倡导"工农兵方向",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革命战争年代对文艺服从性和服务性的要求,助推或限制了文艺经典的生成,但不同艺术门类仍然存在差别,就是同一艺术门类的不同主体和艺术作品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延安革命文艺元叙事中的图影与文学

1937年后,延安作为另一种文化中心逐渐形成了其革命文艺的元叙事,其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旨为核心推动着知识分子的转型,改变了延安文艺的整体风貌。在革命元叙事的笼罩下,文学走向民间,文艺主体性发生前所未有的变迁。以丁玲的文字、照片和延安地区的版画做为个案去分析,从文学与图影的流变中考察延安文艺的变迁,可以直观而真实地见到新的文艺建制下个体意识的消弭、群体意志彰显以及文艺工作者的艰难心路历程,从而建构一种真正立体多元的文艺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