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的隐没与观众的凸显——论电影的革命潜能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关于电影的表述在两稿间存在差异。第一稿中卓别林的进步性后被省略;观众在第二稿凸显,成为心不在焉的主考官。这体现本雅明转变了角度以解释电影的潜能:电影扫荡传统艺术的价值,大众由此在变革中塑造新的感知形式。

反文化“围剿”、革命文化锻造与抗战文化的交融——中国共产党与上海革命文化运动探赜之二

在1927年以来“大革命”失败和系列反革命政变给中国革命乃至整个社会带来至暗时刻的时代,由于存有无产阶级革命必将胜利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支撑,上海共产党人并未丧失追求理想的正确方向,他们不仅继续践行无产阶级革命,还在暂时的迷乱之后重新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在政治高压、文艺统制和文化“围剿”之中“杀出”重围,将上海建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本营和文化战线上的“战略高地”。上海共产党人在建构和推行革命文化观念时,不仅关注着个体的悲惨命运及其对幸福生活的渴求,而且关注着集体层面的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民族利益和国家富强等问题。上海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化的建构,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建构。借助抗日救国、共御外侮的政治主线和“文化高地”,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更多民众的同情和认可,实现了革命文化与抗日精神的联姻,这为其后来率领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帝国:后现代的一体多面性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基于对向帝国转变过程的探究,将帝国明确概括为"一个有效地控制着全球交流的政治主体,一个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在理论展开中,他们又从五个角度分别对帝国做了规定,他们在坚持了左翼立场的同时,由于其所持有的后现代主义而导致了种种缺陷和不足。

非物质劳动霸权:新世界的“染色体”——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浅析

哈特和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获得了当今生产领域中的霸权地位。这种质量上的霸权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施加了全面的倾向性影响。它不仅缔造了帝国这一新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而且还弥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断裂,在革命低迷的当今世界重唤起革命的热忱,为革命提供了更大的潜能,从而构成了新世界的"染色体"。鉴于当今非物质劳动比例加大的现实,这一理论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其对非物质劳动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过分夸大,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与救赎——再论本雅明的历史哲学

本雅明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考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其所有文本中。在本雅明眼里,历史并非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当下建构出来的;历史并非进步的连续,而是废墟的堆积;历史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弥赛亚救赎式的。可见,本雅明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不仅反对客观主义历史观,主张建构主义历史观,而且反对进步主义历史观,主张废墟主义历史观;不仅反对历史主义,而且重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弥赛亚救赎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就弥漫着浓郁的悲观主义气息和神秘主义色彩,但也使无望的历史涌现出希望之光。因此,本雅明带有浓厚神学意蕴的历史哲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它张扬了被历史主义所忽视的历史的另一面,凸显了被牺牲者的历史,从而具有了为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边缘化的人呐喊的革命潜能。总之,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介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弥赛亚主义之间。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

相对于福特时代,当代社会的劳动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提出了作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且认为在当代非物质劳动已获得了霸权。这一非物质劳动霸权蕴含着极大的革命潜能。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在后现代革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非物质性与生命政治性:非物质劳动的两重性——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

哈特和奈格里在考察劳动范式的后现代转型时,提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兼具非物质性与生命政治性的非物质劳动概念。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性是其理论要旨与精髓之所在,它借助生命政治性的不断累积而获得的在劳动领域的霸权地位,使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之间的传统断裂得以弥合,从而构成了解放潜能迸发之源。尽管这一理论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但借由对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的恢复以及对后现代之微观分析视角的融入,使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资本论》在后现代时期的"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