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爱情的后现代解读——以《父母爱情》为例

文章探索电视剧《父母爱情》,认为剧作在人物、情节故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后现代的特色。作品打破改革开放前诠释爱情的僵化、唱革命高调的形式主义;同时又摒弃了当前一切向钱看,贪图享受的唯物质婚姻观,歌颂了一段真正的人的爱情,并对当代电影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叙事分层研究

王小波《怀疑三部曲》之一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以其独特的叙事艺术、荒诞的性描写、革命时代的伤痕反思等受到众多学者青睐。尽管学术界对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叙事艺术研究成果颇丰,但他们多聚焦于小说中叙事人称的转变,极少有人关注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叙事分层。文章通过对叙事分层理论的梳理,结合王小波的作品,探析其呈现出来的叙事分层逻辑和叙事分层艺术。

从文学作品看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爱情绝唱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爱情,缠绵而又铿锵悲壮,它奏成了一曲人间爱情绝唱,千古留芳。

在爱情与革命的浪漫畅想间——张闻天长篇小说《旅途》及书写策略

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是一部充满着精神自居感的爱情与革命的浪漫畅想曲。作者以浪漫主义的精神,确立了书写爱情与革命的新策略:即自居的精神气度凸显主人公王钧凯人格精神的独立品格,赢得爱情的自主权;以共同的叛逆性格与理想的革命诉求彰显双方内在的情感动因;以精神的共鸣升华爱情的崇高感。在环境表现上,以自负的心态化历史事实为心理事实,同构爱情与革命的精神动力。这种强烈的具有精神自居感的浪漫主义书写图式,是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精髓的承续,它不仅开启了革命文学的先河,也创造了革命文学的新范式,为后来的革命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爱情与革命的抉择——论“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知识女性“成长/改造”模式

“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的知识女性“改造/成长”模式在文本中有三种表现:爱情和革命的顺生模式、背离模式和相生模式。三种叙事模式都是以爱情叙事表现革命主题,三种模式合起来看,就可以形成革命、爱情和女性解放之间的一种比较辩证的关系观。

致命的爱情乌托邦——当代革命家庭剧的爱情分析

在当今流行的革命剧中,有很多革命爱情和家庭的描写,大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仔细思考,却发现这是延续了20世纪以来的革命爱情小说模式,在当今消费社会中进行了一点变形,依然体现出浓厚的男权意识,是用美好的幻想对女性主体的规约与引诱。

大写的革命与小写的爱情——《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存在”伦理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①这个观点王小波大概是赞同的，他在杂文中不仅表达了对昆德拉的钦佩，而且提出了对存在伦理探讨的重要性。在小说中，王小波试图通过卡尔维诺式的轻逸和他特有的幽默，将审视“革命”与“爱情”这些基本词语的内质话题悄然展开。

红色家书中蕴含的革命爱情观及其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许多革命先辈们的革命爱情都被传为佳话,他们的"红色情书"也见证了他们的革命爱情,更凸显了他们的革命爱情观。当今社会,大学生恋爱泛化,恋爱问题层出不穷,这种现状令人担忧,而红色家书中的革命爱情观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爱情观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时期的爱情》虐恋关系中的性政治

《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虐恋意在对权力进行揭露和解构,广义的"权力"包括男权,用性别视角来分析,在《革命时期的爱情》的虐恋关系内部,女性并没有从男权之中解放出来,即性政治存在于具有揭露和解构权力的作用的虐恋关系之中,这说明王小波对权力的解构并不彻底。

《韦护》——披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

《韦护》发表于1930年,在创作上,丁玲理性上追求革命至上,采取革命加恋爱模式,然而却不时流露出爱情至上的感性写作,革命沦为情感变化的依据。本文试图从作者对爱情和革命的描写以及韦护形象的塑造三个角度来说明《韦护》是披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

叙事学视域下的《革命时期的爱情》解读

以叙事学理论观照《革命时期的爱情》，叙事声音的多重替换，叙述语言的反讽荒诞，呈现隐喻意味浓厚的叙事文本，三位一体的叙事学理论是解读王小波对小说形式的把握，对人文精神的探索的重要线索。采取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解读囿于“革命”时代困境中的个人与整体的对立和碰撞，通过叙事策略揭示了人性被压制走向异化，在个体的人生轨迹中体现出时代悲剧的张力，呈现出内蕴丰富的文本。

现代知识女性的爱情三部曲——《青春之歌》元话语读解

《青春之歌》的复杂性在于多种话语并存,所以近年来的解构性重读把它拆解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立足于文本的具体分析,并把文本置于30年现代文学的框架和流程里加以考察,会发现"一女三男"——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情爱纠葛,是小说众多话语当中的元话语,其他话语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的繁衍和再生。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林道静的"情史"其实浓缩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情史",从"五四"到1930年代再到1940年代,爱情至上、革命+爱情、情归革命的三部曲形态尽在其中。

浅谈《时代三部曲》中男主人公形象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男主人公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个异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是王小波小说的主题,王小波通过对存在于荒诞之中主体的超越精神的展示赋予这种反思以可见的形象。在关注个体生命惨重精神创伤的同时,做出大面积的自我拯救,以理性、智慧、科学作为据点超拔乏味的现实社会。男主人公仰望星空,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在群体间无理性、智慧受辱的背景中依然寻得存在的意义、创造的意义,获得人之为人的快乐,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罕有而又亟须的精神维度:自由精神、理性精神和创造精神。

“三角”演义——评电视《洋行里的中国小姐》

随着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华夏大地上,“洋行”里的中国白领队伍也日益壮大。他们每天衣冠楚楚地出入豪华饭店,口操洋文,领取高薪,成为平民眼中头戴亮丽光环的神秘一族。当许多电影和电视把镜头对准遥远的历史,热衷于旧式簪缨之家的兴衰枯荣和妻妾争宠,在“戏说”

浪漫与沉重

让一个因革命而患间歇性狂躁症的共产党高层领导,由对亡妻无穷无尽的思念发展到与一个特务头子女儿结合,进而达到爱情与信仰的统一,是导演叶大鹰为我们讲述的一个美丽而又哀怨的爱情故事。没有铁网高墙内不屈不挠的斗争,不见就义前慷慨激昂的呐喊,却于娓娓道来的叙述和闪回中,让我们看到了诸多的“这一个”,品味到了革命加爱情的浪漫与沉重。 人终归是人,历史的也好。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叙事视角

本文探讨王小波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叙事视角,将从下列步骤加以分析:首先讨论《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叙事人称的转换,其次讨论叙事视角转换带来的功效,作者透过回忆与儿童的视角书写,将沉重的大炼钢、武斗等历史事件陌生化、荒诞化。本文分为:大炼钢、武斗、大发明三点论述,以期能完整讨论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叙事视角。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出版

赵振江、腾威编著的《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不同的侧面：爱·欲；责任·革命；只有一个聂鲁达，反映了他复杂的一生。聂鲁达既是一位共产党员，又是一位深情和肉欲的伟大诗人；既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政治家，又是一位驻外大使和总统候选人；

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

本文在反思"自由主义/文化研究"二元框架中的王小波研究的基础上,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为例,从叙述视角入手分析王小波独特的"局外人视角",勾勒一条理解王小波作品的深层线索"历史创伤—反讽—虚无—自由",由此把握王小波作品的历史起源、形式特征与精神脉络。通过与村上春树的对照式阅读,分析作为中国语境的后现代写作,王小波作品的魔力所在——在于治愈了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本文最后进一步讨论,叙述能否真正治愈精神创伤也是值得怀疑的。

人性视域下的革命历史叙事——以采茶歌舞剧《杜鹃花开的地方》为例

《杜鹃花开的地方》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将革命历史叙述置于人性视域中展开:人道主义精神是革命历史叙事的基石;作品中的爱情质朴、自然、真诚,充满了人性的光辉,爱情是革命精神成长的人性动力;作为一部革命历史舞台悲剧,其本质是美的毁灭;从结构的角度看,《杜鹃花开的地方》具有音乐的变奏美,是一部由多种风格色调组成的悲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