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性话语中的都市感觉——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都市书写一方面通过对比性的都市空间图景的呈现,展示都市的贫富两极对立,以此批判都市空间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在思想意识深层及生活方式中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蒋光慈的都市书写又会不自觉地投入个体的都市感觉,体现出现代性的质素,从而使其小说对都市的批判在显隐对立的叙述中显示出暧昧性、复杂性。

革命理性话语中的女性身体——蒋光慈、丁玲、茅盾小说解读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革命理性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被置于文学实践的中心位置。在这一文学实践中,女性身体一方面作为被压制的对象,另一方面成为文学捕捉个体与革命之间微妙关系的媒介。本文以蒋光慈、丁玲、茅盾3位作家为重点,通过女身叙事透视20年代末期个人与革命、个体书写与历史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

从革命理性到文化理性

革命理性、政治理性、经济理性、市场理性一直到文化理性,是一种后者对前者的包容关系,而不是否定和排斥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革命理性,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

理性预期革命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化趋势

３０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引起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破产，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滞胀并存”危机的出现又结束了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新古典化趋势，尤其理性预期学派几乎全面复兴了新古典经济学。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各种痼疾，主流经济学的这一新古典化趋势，同样提不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药方，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凯恩斯主义。

纯粹社会学:社会学的科学革命及其范式构建——布莱克的方法论追求与理论逻辑

社会学的"科学革命"是唐纳德.布莱克纯粹社会学方法论上的核心追求。他认为传统社会学包含了意识形态、目的论、心理学以及人的因素,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学科承诺,必须对其进行"纯粹化"创新,从而构建一门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纯粹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构建是基于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并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其对法律的分析所形成的纯粹法社会学,是纯粹社会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学术实践,也是被学界所公认的经典理论。从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脉络来看,纯粹社会学有着深厚学术传统,并有一套独特的解释逻辑,但由于对社会学科学性的片面强调,其缺陷也非常明显。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革命

本文对芝加哥学派从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革命进行细致梳理,从而揭示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目前西方声望最高、影响最大以及诺奖得主人数最多的经济学派的根本原因。

建构理性是“五四”启蒙思想运动的主流

彭景涛撰文《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指出，“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

解放区婚姻的另类抒写——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为例

前期解放区文学中的另类抒写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左翼文学创作精神的体现,在革命婚姻的表现中既复现了婚姻生活的感性世界,同时又把丰富复杂的感性生命用明确的革命理性进行了规约,这种婚姻表现既不同于30年代左翼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浪漫抒写,也不同于后期解放区文学中失去丰满感性的爱情叙事。

被冷落与疏离的启蒙现代性——重评铁凝的《笨花》

《笨花》在回望乡土历史时出现疏离和冷落启蒙现代性现象,呈现出价值层面的革命理性认同、思维层面的对抗性消解及艺术层面的本土性回归等。这既与作者早年所受的革命理想教育及父系家族精神资源的启动有关,也是作者的乡土情感及其去主体性的思维价值设定所决定的,因而给其创作带来了一些审美遗憾。

艺术的艰难突围与政治意识的无奈选择——丁玲《夜》的再解读

《夜》的主人公何华明面对个人欲望与革命理性的冲突时,在革命话语权的控制之下,个人欲望让位于革命理性。这在更深层次上是作家创作中艺术的艰难突围与政治意识的无奈选择,同时也体现了文学艺术与革命话语权之间的冲突。

两次争论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十月革命期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两次争论都围绕一个主题——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革命合理性问题展开。在当时的背景下,列宁的《四月提纲》不是学究式地探讨革命的合理性,不是急着去解释革命原理,而是要给革命党一面旗帜,用它去动员群众、指导行动,正是在《提纲》所确立的方针指引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样,革命胜利之初,所有敌对力量祭起立宪会议的旗号并向布尔什维克发难,执政党只能运用非常手段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当然,驱散立宪会议,对布尔什维克而言,也是无奈之举。

中国经济实现无通胀增长的理论基础——续反通胀对策论要

1995年7月,在“云南省综合治理通货膨胀研讨会”上,笔者提交了一篇题为《反通胀对策论要》的短文(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在该文末尾,作者提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

Thought Provokers, Insurgent Before Emergency --Technological Art as Awareness-Raising Agent of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rt as an agent for raising awareness in artwork spectators of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issues. It addresses the evolution in the conception of the artistic fact related to science, and attempts to define the spectator＇s new role. The present document will look into the science, an and technology triad as a means to communicate issues our planet is facing through scientific dissemination focusing on the bio-art avenue for collaboration. Finally, we will outline our concept of an as a revolutionary and thoughtful form poured through our works as artistic collective expressions.

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概念

革命不是理性的制造,而是根源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运动中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超越了机械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历史观的僵硬对立,充分肯定和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意义,但它并没有陷入对革命的抽象崇拜。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在革命和革命后的社会建设中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尤其是在资本的强势压力中,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既不能无批判地拥抱资本的现实,也不能以抽象的理想剪裁现实,从而导致"革命的异化",而应该以能动的主体性将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坚定地导向未来。

2011诺奖得主萨金特、西姆斯:探寻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给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托马斯·约翰·萨金特和经济计量学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创立者克里斯托弗·阿尔伯特·西姆斯。表面上看这种配对似乎并不协调,其实他们的研究领域和目的。

评法兰克福学派对主体性的恢复

力图从哲学上突出主体的作用、恢复主体性,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的一个主要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象某些学派那样公然与马克思主义对立,但它又极不赞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哲学立场。而是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

现代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续)

马尔库塞(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理论家,1968年西欧学生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曾就读于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拜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为师,1932年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加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1933年被派往日内瓦加强社会研究所分所工作,从此成为霍克海默创建批判理论的最得力助手。从30年代到1945年,他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影响下全面展开了对社会、对历史的批判,代表作为《理性与革命》,以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法西斯的非理性主义。从40年代末至70年代,马尔库塞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为基础,建立自己独具特色的“批判先进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

新一新古典综合的历史由来(下)

从滞胀到"新一新古典综合"就像大萧条引发了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一样,20世纪7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出现,引发了宏观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理性预期革命,这场革命开始的标志是1976年"卢卡斯批判"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