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的革命观:政治哲学内涵和当代启示

革命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关键组成部分。革命观源自革命主体的政治实践,同时又塑造着革命主体进而影响革命行动。卢森堡的革命观拒斥僵化守旧和正统修正,以总体性辩证法和危机理论保卫革命之合法性,彰显出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具体化的理论特质。在改写、遗忘和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氛围中,重提卢森堡,一方面指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去激进化和去革命化阐释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指向了对今日“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性的积极探索。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恢复

为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界定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尝试,是柯尔施一生理论著述活动的主旨。坚持批判第二国际正统派及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教条化阐释,恢复原初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是柯尔施的理论初衷。在柯尔施看来,原初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内容与方法、科学性与价值性等相统一的总体性社会革命理论。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坚守,对创新阐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时代贡献。

旅法期间蔡和森革命观的形塑与表达

第三国际的刊物和小册子塑造了旅法期间蔡和森的革命观,促使他认同列宁的革命学说,选择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改造中国的途径,强调建立共产党和依靠共产国际的必要性。蔡和森接受上述革命理论,还与他早年的经世热情、献身精神和践履气质相关。社会主义论战期间,蔡和森对唯物史观和革命论的阐发带有唯意志论色彩。这种解读基于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改造中国的迫切心态,成为20世纪20年代贫弱的中国何以能走俄国道路的一种答案。

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与革命观的变革

“革命”是认识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通常的理解是褊狭的,甚至导致误解。“革命”概念的本义是指带有进步性的结构转换,最早源于科学认识中的思想领域。把“革命”看做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烈行动,这只是18世纪以后概念发生的转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教科书截然相反。仅仅把“革命”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理解成通过暴力改变政权形式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儒家传统革命观的现代诠释。深刻理解革命概念的丰富内容,树立一种现代的革命观,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范畴,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在推动历史发展中领导和完成革命任务,实现自身改造、发展与解放,促进世界的革命性飞跃的历史性进程的关键方法。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历史出场及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是无产阶级政党履行使命担当的必要内驱,是无产阶级政党擘画革命策略、实现斗争目标的重要保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考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自我革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与时俱进,发挥人民伟力,把握伟大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继承和发扬革命的精神与勇气。

马尔库塞的青年革命观及其启示

马尔库塞与六十年代青年学生互为标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青年学生的反抗吸引着马尔库塞的目光,并把他从革命的悲观情绪中拉回,重新燃起对革命前景规划的希望。马尔库塞的青年革命观的核心是对“新感性”青年的召唤,他积极参与到青年学生运动当中,奔走于为鼓舞学生进行反抗的演讲、报告之中。但实际上,青年们与马尔库塞的共鸣只是浮于表面的。一方面,马尔库塞的青年革命观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在思想与行动上的矛盾性使得他们无法真正系统地理解理论家们的革命与解放理论。最终这场青年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引起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却深远地影响了一代代青年。

“在场”与“出场”:中国传统革命观与自我革命的通约性检视

思想的“制作”必然的与特定的社会存在相关联,只有“让思想回归历史”,不同形态文明的“在场”才能够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引领伟大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中国传统革命观与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文化语境虽有不同,但其“为仁由己”人性论预设、“福祸相依”的危机意识、“慎独自律”的修养方法、“天道亲善”的执政伦理等却与党自我革命思想具有某种跨时空的“在场”。这种“在场”之所以能够实现,既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二者在价值取向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革命观的在场性进行检视,必须要从学理上对“在场”及“出场”两个问题进行“再造”,从而为党的自我革命铸牢文化根基,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演变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自身的历史情境与历史场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锻造与演变可作为诠释其演进历程的话语方式。中国共产党革命观源起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中,蕴含着革命与建设、革命与改革、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话语流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与政治能力,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中国形态,开辟了新的轴心文明时代。

觉醒与重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革命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划定和认清工农联盟是革命主体力量、推翻“三座大山”是革命主要对象、中国革命应走俄国式革命道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革命主要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革命前途等方面。这一革命观转向的历史缘由主要涵盖革命实践失败的验证省思、社会思潮论争的客观深化、马克思主义著作观点的译介、国际政治事件影响以及个人职业和知识背景等主客观因素。革命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认知先导,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罗亦农革命观的主要内容、形成基础和价值意蕴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观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涉及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工农联盟、海军运动、武装斗争等,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水平。罗亦农的革命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近代中国国情,是在他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适应革命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定自信、英勇无畏、宽容博大的精神品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李大钊译述文章《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考略

1926年,李大钊根据当年1月美国《工人月刊》上所刊载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及马克斯·贝达赫特（Max Bedacht）的编辑按语,完成了《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这一马克思首篇“中国”政论的最早汉文全译文兼评述性文章约6526字,除了4953字的译文外,还有1573字（含对译文的双引号）的评述。

孙中山国民革命观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国民革命观的历史演变刘曼容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终生从事革命斗争，他自己常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①。他在晚年又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②。就是说，他自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后，一直都是从事...

三个意象与上海时期鲁迅“革命观”的精神结构

"蝙蝠"、"勃兰特"和"告警者"三种意象的产生,同鲁迅在上海时期接触的社会情形、思想生态以及个人的精神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它们作为鲁迅自我评价的一种符号化体现,客观上也是鲁迅为文行事的参照与要求。三个意象前后相继地出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生关系:从蝙蝠洞察黑暗的独特方式,进而引申出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从勃兰特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得出革命手段的运用原则;从告警者参与革命的动机和行为,看到革命队伍建设的危机。三个方面共同形成了鲁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个性阐释。

儒学革命观的逻辑解读

革命说是儒学对暴君、暴政进行纠偏的产物,革命说虽然正式出现在《易传》中,但在《易传》前已经在周武王那里有所表现,在孟子那里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因此《易传》顺理成章地总结出来了。通过分析孟子对“革命”形成的原因、方式、结果等方面的思考,可以使我们对儒学的革命观有更为全面的把握。

启蒙者如何面对革命——鲁迅革命观的历史分析

立人是鲁迅衡量革命合法性的准则,人的解放和自由是其革命理想;他肯定了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反对利己的夺权革命;鲁迅支持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但也看到了阶级革命内部出现新的集权萌芽的危险;因此在拥护革命的同时,更坚持思想启蒙。鲁迅的革命态度和对启蒙立场的坚守代表了启蒙者在革命面前应有的姿态。

从民主革命到民族革命:中共早期的现时革命观剖析

从中共二大到四大,中共对现时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从民主革命到国民革命以及民族革命三个阶段。其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对反帝斗争的认识与规定。促成这种认识不断发展的思想因素主要是如何认识无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其结果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阶级利益与现时革命的充分统一。

科学革命观的教学创新功能

当人类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继而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过程中,主要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劳动工具便由“锄头”向“机器”过渡继而由“网络”取代。与社会存在互为促进的人类思维形式也便由“宗教理性”向“科学理性”继而向“拟像理性”转变。相应地教学范式也有过宗教型、机械型与拟像型三种类型。教学范式转换的内部力量来自当下教学范式与拟像时代对教育要求的矛盾性。如果说拟像时代是教学范式转换的社会依据,那么科学革命观则是范式转换的重要理论基础。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根本上摧毁了科学的传统形象,认为科学不是连续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转换的结果,每次科学的新发展都是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由此预示着范式转换是革命性的,否则就无法完成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科学革命观的提出对教学内容的变革、教学环境的开放以及师生关系的质变有着重大意义。因此,拟像时代必须建构适合拟像时代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当下教育范式主要存在意识形态话语和科学理性话语两种话语体系,也是教育学话语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教育学话语创新的逻辑是“撒播、补充和实用”,其创新路径是让教育学话语成为生活话语,成为民族性话语,成为平静的话语,成为多元的话语。由上可知,拟像时代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将使教育教学活动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因之,我们在此呈现一组关于拟像时代教学范式转换与创新的文章,抛砖引玉,以期使更多的人来关注拟像时代的教学改革问题。

毛泽东、亨廷顿革命观比较研究

“革命”在亨廷顿那里是作为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单位出现的,毛泽东则将其作为构建意识形态战略的基本理念。由于二者完全迥异的东西方背景和时代背景,以及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使二者的革命观有很大差异,但是相同的研究领域又使得他们的革命观表现出诸多共同点。

试论邓小平的改革也是革命观

邓小平认为 ,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 ,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 ,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邓小平的改革也是革命观实现了革命重心的战略转移 ,是对革命观的发展。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