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的三大革命:认知革命、交易革命和决策革命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在金融领域的映射,适应数据要素化要求,利用好数字技术,是数字金融服务和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数字金融正在经历认知革命、交易革命和决策革命,这为数字金融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第二次认知革命与社会建构论的产生

第二次认知革命是后现代主义的革命。它的直接结果是促进了社会建构论的产生。社会建构论主张(1)知识是建构的,建构是社会的建构,而不是个体的建构。(2)人格、态度、情绪等心理现象并不存在于人的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文化历史的产物。(3)语言并非是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的媒介,语言是先在的,规定了思维的方式。(4)没有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我们对于心理现象的理解是受时间、地域、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制约的。(5)心理学家应该关注话语的作用,话语分析是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

以计算隐喻为核心假设的传统认知心理学以及联结主义心理学均不能克服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的根本缺陷,当代认知心理学正面临着新的范型转换。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重要特征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将日受重视,并促使认知神经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作者认为在身心关系上应该坚持生理只是心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的立场,克服生理还原论的危险;应该重新审视基于二元论的生理机制这种说法;心理学传统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有可能在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认知情境性的基础上达成某种融合;第一代认知科学对意识的研究是不成功的,因为对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心理过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意识的研究,同时还应避免以意识内容的研究取代心理学研究的倾向。第二代认知科学中的动力系统理论关于变量(因素)之间的偶合(coupling)关系完全不同于变差分析中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其动力系统模式可能更有助于破解意识的产生(涌现)之谜,并引发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变革新潮。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将启发人们对身心关系、生理还原论、意识研究在心理学中的地位、人工智能对心智完全模拟的可能性等重大问题重新思考。

对意义的追问与心理学研究——兼论“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原则和结果

现代西方心理学在经过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的描写后,正在接受一种新的描述方式。“第二次认知革命”有可能使心理学向心理学是有关个体或者群体中的积极人的研究这一传统的、常识性观念回归。认知革命明确了一个真理,心理学应该成为对意义的心理研究。然而,在方法论上传承了行为主义的认知心理学,片面地将“意义制造”理解为“信息加工”,追求心灵———“自然之镜”———中的“心理表象”。话语观念的导入,使得处在语用平台上心理学家认为,语境、社会?语言的约定以及社会交换的模式,是构成意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在这三描述方式中,对意义的理解和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话语在心理现象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使我们认为,心灵是个动态的观点,植根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和人际的语境之中。

文化镜像中的后现代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的认知论革命

后现代人类学的认知论问题长期被学界的方法论视角遮蔽。从他者的"文化之镜"到"镜中之我",后现代人类学并没有逃离与"他者"在双重想象中的僵化状态。处于世界话语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借助西方人类学的镜像符号在行动和参与中自我发现和自我关照。当代中国人类学以一种世界的眼光和人类整体性的认知立场,超越了西方人类学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镜像困境,这无疑开启了人类学的一种新境界——如何在人类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意义存在中,重构人类学为作为一门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的学科本质。尤其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类学无疑开启了世界人类学的新纪元。

心智与语言——认知革命的哲学探源

当代哲学的认知转向鲜明地展示了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路径。自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来,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洛克的认识论自然主义、康德的先验理性体系等无不体现出对认知问题的艰辛探索。现代的现象学、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共同塑造了语言学转向的全新视界与广泛思潮,维特根斯坦、奎因、乔姆斯基等人则进一步促进了哲学认知转向的兴盛。语言学转向的"认知再转折"揭示出,作为认识论发展史的核心,心灵与物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既是人类智性演化的自然症结,也是人类文化与理性飞跃的标志里程。通过对哲学认知思潮方法论史学的考究,我们能更深刻地把握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义理与趋向前景。

论三大认知革命与出版学科建设

当下的出版学科与出版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或导源于对三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出版学本体与跨学科的关系的认知偏差。要建设好出版学科、推动出版产业革命,就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组关系。首先,认识来源于实践,事实需要在理论的贯通下,才显现意义和价值,科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建构的基础是实践;其次,当前的出版研究重现实、轻历史,而一切关于出版的价值判断都源自出版史,因此要下力气做好出版史研究;最后,就学科本体而言,出版学本质上属于综合性学科,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滋养,就属性而言,没有学科不是应用学科,也没有学科只是应用学科,这不应成为出版学人自我设限的思想根源。认知革命尤其是自我认知革命,是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认知前提。

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

环境抗争指环境或生态问题引发的维权行为,是与社会正义问题紧密关联的集体行为。在我国,环境抗争的行动者往往是环境污染或生态恶化的受害者。我国学者对环境抗争的分析常常落入一个实用理性的陷阱,即将分析焦点局限在索求经济或健康赔偿问题的表层,对环境抗争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不能做出深刻的解析。笔者使用"生态认知革命"及"生态文化自觉"两个理念,对我国西北地区一个村庄的环境抗争之原因、过程、结果予以描述和分析。特别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考虑到地方性文化在环境抗争中的特殊意义及地方性文化与我国农民生态环境意识的连接。

科恩的科学范式论与心理科学革命

科恩的范式论提出了他的著名科学发展模式。按照他的范式标准，心理学仍不是常规科学，心理学中的行为革命和认知革命都不是科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科恩的范式论存在着许多理论局限。

库恩的范式革命与心理学革命

库恩的范式革命与心理学革命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１引言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１９６２）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科学革命理论－一范式论。在他看来，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

《申报》视野下的青年土耳其革命

1908年,土耳其发生青年党人革命,《申报》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一方面,从报道数量来看,《申报》对青年土耳其革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这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另一方面,就报道内容而言,《申报》对土耳其革命的整个过程进行了持续、完整的报道,但报道基本停留在事实叙述的层面,对土耳其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刻。这部分是由《申报》本身的性质、特征及其基本立场决定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的局限造成时人对立宪的理想主义认知以及国人革命认知的晚成。

大概念教学浅谈

大概念教学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期间的“认知革命”。布鲁纳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主张应该教授“大结构”或“大概念”,而不仅仅是事实和技能。进入20世纪后半叶,大概念教学开始在美国教育改革运动中被广泛探讨和实施。90年代至今,大概念教学在我国经历了引入与探索、政策推动与推广、理论拓展与实践推进三个阶段。一、什么是大概念?大概念是对学科知识及相关概念间关系的抽象表述,是对事物的性质、特征及事物间的内在关系及其规律的高度概括.

认知科学与机器翻译研究

第二次认知革命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认知、思维等心理现象只不过是人利用语言和符号的结果,认知并不存在于个体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第二次认知革命对机器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系统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关系”。通过剖析由经验检验的优秀文本自动加工技术,并详细介绍俄罗斯“言语统计”研究组开发的新型机器翻译系统,不难发现,新一代机器翻译系统将朝着增强系统协同能力的方向发展。

教育即人生宇宙——论宇宙观、人性观和教育观的同步变革

现行的教育理论没有在本质特征上把“教育”跟“宇宙”内在地相联系,这说明现行的宇宙观、人性观、教育观都是“小一号”的,存在相互隔绝的“三重门”。这是一种由于认知模式缺陷造成的“自小”和“自闭”,它不仅使我们的生命潜能受限,而且有可能造成人性和教育异化。量子理论发现了“认知范式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互补”思想和“参与的宇宙”的新宇宙观要点。新的认知范式的核心是“宇宙学存在尺度”和“人类学认知尺度”的兼容与互补。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恰成跨越时空、不期而遇的契合。回望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得到了概括程度更高的人生宇宙观,即“玄之又玄”和“天人合一”。当今社会,需要在宇宙观、人性观和教育观上进行同步变革。“教育即人生宇宙”,即是通过自觉实践活动使教育统一于人生宇宙整全性的内在合题。

元宇宙时代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理论逻辑、内在机制与操作路径

元宇宙时代,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结构性、生态型的媒介环境改变,铺垫了元宇宙兴起的算力基础,也在加速人们对新媒体现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反思,带来一种认知与实践上的“范式与革命”。新闻传播学科关键性的核心路径以及具有带动性的突破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人的研究,探索人的多重化身表征、多模态延伸在虚实空间的传播行为与结构特征,即从社会动力学的视角,研究瞬时传播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结合,从小样本实验数据的循证研究,真正找到关键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另一方面在于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研究,即从元宇宙、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视角,以大样本计算网络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在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手段之外,将行为预测与传播效果测量放置于社会网络连接的群体之中,进而探索虚实空间中人的瞬时效果的情感认知加工,以及身体在场的自主神经活动研究范式,提升未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话”与“韧性”,深化新闻传播学科理解“媒介—人—虚实空间”及其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群的建设。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与认知革命的实现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这一确立离不开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概念——物质生产。马克思一方面从实践概念过渡到历史的一般发展进程,指明了物质生产的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从物质生产的具体过程出发,探讨了分工、所有制形成以及共同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等相关问题。在对物质生产的探讨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进行重构,形成了主客之间辩证统一的实践观念进而重塑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观。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结了一套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重新认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彻底实现了哲学上的认知革命。

数据引擎 高校数字化跑出加速度

数据:教育数字化的核心动能2023年,数字化发展驶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革命,更是一种认知革命,是人类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革命。有观点认为,数字化将在战略、组织、管理、运营、人才、服务等方面,带来思维模式上的巨大颠覆与产业实践上的系统变革,并在计算能力、认知方法、数据基础三个方面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硅谷人脉王里德·霍夫曼:AI掀起的认知革命才刚开始

拥有OpenAl早期投资人、领英联合创始人、微软董事等身份的他,正从写作、投资到创办自己的公司,全面参与最新一波AI革命,他相信AI将帮助人类释放潜能,重塑众多行业,开启人机协同的未来.

硅谷人脉王里德霍夫曼:AI掀起的认知革命才刚开始

谈及OpenAI的创业过程,人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两位主要发起者身上,却忽略了这家公司背后的另一位重要推手,当初未在“创业晚宴”上露面的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如今,他正努力将自己置身这场人工智能变革的前沿,甚至比前两者更积极地向公众宣扬GPT的巨大潜力。“它不只是增强我个人的能力,也能够增强整个人类所具备的能力。”霍夫曼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数字化认知提升新质生产力

吴承洛先生于1936年作了题为《新度量衡》的演讲,“人类所以能明了自然关系,就是因为人类有计量自然关系的各种标准,所以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一切知识,都是计量得来的,计量愈能精准,知识愈得正确”,吴先生在此指出了计量与认知的关系。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认知革命。历史积累了大量的固化认知,即文献或典籍,如《周易》《论语》《道德经》等,中国文化走上了世界巅峰。现代人类知识体系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以及形式科学等,从概念表达到演化显示,数据和模型如影随形,并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