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风吹动革命潮”:晚清女报与革命诗潮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革命诗僧第一人——近代报刊视野中的黄宗仰诗歌

黄宗仰的思想历程和诗歌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栖心释梵、模范传统到打破传统、顺应潮流、大胆创新、高歌猛进,再到潜心禅宗、复归传统的历史轨迹。黄宗仰依托近代报刊发表的一批诗歌,汇入了20世纪初年相继兴起的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之中,其代表作乃至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潮头性作品,充当了文艺轻骑兵,奏响了时代的强音,亦见证了诗界革命运动与革命诗潮之间难以分割的历史关联。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高旭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前后,大量充满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诗篇出现在以近代化报刊为主阵地的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革命诗潮。高旭诗歌之创作题旨在此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发表阵地逐渐从《新民丛报》转移到《国民日日报》、《觉民》、《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复报》等革命派报刊,其诗歌内容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主旋律,以剑气激发民气,以箫心唤起国魂,形式和风格则承继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在如潮水般涌起的革命诗潮中充当了主力军,引领了时代潮流。

《浙江潮》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一场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旨归的革命诗潮依托近代报刊迅猛兴起,《浙江潮》"文苑"栏目诗歌汇入了这一时代大合唱之中。《浙江潮》诗歌以激发民气、唤起国魂、鼓吹民族主义思想、标榜民主自由精神为主旋律,既是忧国之潮和愤世之潮,又是醒世之潮和警世之潮,更是救国之潮和兴国之潮,亡国灭种之忧患与救亡启蒙之热忱相交织,谱写出时代的华彩乐章。《浙江潮》诗歌大体秉承了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路径,大量运用新名词,努力开拓新意境,注意保留古风格,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变革。

革命诗派诗歌的亦进亦撤及其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诗派的诗歌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出现了许多有别于以往诗歌的新质,显示出了鲜明的近代特征,加快了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步伐;在艺术形式上则因袭用传统诗歌的语言形式,导致了其诗歌革新的后撤,在近代诗歌的转型中留下了教训。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菲利普·福雷诺的革命诗和抒情诗艺术特色探析

菲利普·福雷诺是美国18世纪著名诗人。在独立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康涅狄格才子诗人"所写的爱国主义革命诗歌成为一支有效的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思想武器,他也因此被称为"美国革命诗人"。此外他颇有独创地把传统的英诗创作模式运用到讴歌北美大陆特有的土著居民和花卉鸟兽中,使他的诗歌充满浓郁的美洲泥土的芬芳,由此开创了美国诗歌的优秀传统而被誉为"美国诗歌之父"。文章分析了福雷诺的革命诗和抒情诗的艺术特色和影响,指出弗雷诺的诗歌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风。

屈原与拜伦:晚清革命诗声的情感底色

晚清革命诗声的情感基调是“悲”与“壮”的组合与变奏。这一创作现象的形成既是顺应时代需要的结果,也与晚清革命志士有意整合中西文学资源存在密切关系。其中尤以屈原与拜伦精神及其诗风的融合具有典型性,前者的伤心故国、矢志不渝与后者的忧郁气质、仗剑去国,与晚清革命志士自我形象塑造与情感抒发的现实需要深度契合,因而受到了他们的特别重视,并在创作实践中予以重塑与贯通,不仅唱出了时代的独特心声,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近代嬗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对这一创作现象及其成因的梳理与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索与揭示近代“诗界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金山高氏家族与“诗界革命”

1903年前后,金山高氏家族在“诗界革命”的影响下登上诗坛,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新诗。高氏家族政治立场由维新转向革命后,出于对梁启超重视诗歌社会功能诗学观念的认同,他们在诗作中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在“革其精神”层面丰富发展了“诗界革命”的内涵。其后,受国粹思潮的影响,他们开始否定昔日之我,“以复古为革新”,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发掘诗歌革新的新路径,即倡导古典诗歌的风雅传统与“兴观群怨”的诗学理念,主张诗歌观照现实;以传统夷夏之辨与明末清初江浙地区抵抗异族统治的地域文化传统为诗歌养分,倡导民族民主革命,为诗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诗界革命”理论与实践对新文科建设的启示

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界革命适逢“放眼世界,奋力变革”之时,以文学革新配合政治改良运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倡导者,提出了一系列诗歌改革的理论主张,并进行了多方面创作尝试。但由于缺乏先进的思想指导,诗界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新文科建设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提出文科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方法进行深度改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可比性,汲取诗界革命的历史教训,对于正确认识新文科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促进新文科的发展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廿纪风潮捲地来”——《警钟日报》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

在20世纪初年旋起旋灭的众多倾向革命的报刊中,1904年创刊的《警钟日报》成为晚清革命诗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警钟日报》诗歌以高亢入云的嘹亮歌喉,谱写出一批批裹挟时代风雷的华彩乐章;宣扬民族主义思想,鼓吹排满革命,是其最集中的主题意向。《警钟日报》诗歌大都承继了"诗界革命"的诗歌革新精神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同期正蓬勃开展的诗界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变革;而高旭、刘光汉、陈去病、高燮等骨干诗人的诗歌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光复旧物之思想和咏古寄怀之特征,则为此后的南社诗歌定下了振起国魂、弘扬国粹的主基调。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作为晚清革命诗潮先锋诗人的蒋智由

晚清时期,蒋智由作为"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政论家、学者和诗人,曾经有过几年"沉醉革命"的峥嵘岁月,发表了一批体现革命思想立场、洋溢革命精神情感的战斗的诗文,充当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先锋。作为"近世诗界三杰"中的后起之秀,蒋氏见诸《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的新诗作品,以揭露批判清廷腐败专制统治和国人奴隶根性、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奴役侵略、阐扬民主自由观念、唤起民族国家思想为取材重心和主题意向,吹响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时代号角。蒋智由诗歌既显示了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运动的创作实绩,又充当了1903年前后兴起的革命诗潮的先声。蒋智由不仅是诗界革命运动的主将之一,更是晚清革命诗潮的先锋诗人。

高旭与晚清诗界革命

20世纪初年,高旭充满变革精神和时代气息的诗作屡屡见诸《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及《新小说》"杂歌谣"栏目,成为诗界革命阵营的后起之秀。高旭见诸其他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的大量诗作,同样受诗界革命时代精神之影响,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然而,长期以来,高旭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之关系这一文学史线索却隐而不彰。

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由维新派领导发起的“诗界革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的双重任务。诗体建设一方面要承载文化政治精英的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层民众的文学审美传统。然则语言革命的滞后最后阻碍了诗体重建与启蒙的深入。思想启蒙、语言革命、诗体革新这一本属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运动必须整体推进,缺一不可。

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在白话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古体诗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作者与读者,这种诗体或被称为"旧体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古体诗"。它是在文学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古典诗歌中蜕生出来的既异于白话诗,也不同于古体诗的新诗体。诗界革命之"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分别从传统学术层面、表现事物与语言层面、审美层面对古典诗歌进行解构;而南社诗歌则是古体诗歌转型过程中的又一次调整,其表现为有选择地整合传统与西学,确立诗歌的现实针对性与功利性,使古体诗在古雅表象下实现气质上的平民化。民国以后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普及,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死文学"的恶谥,使古体诗处境维艰,但经过文人学者、政要、以及其他古体诗爱好者的坚持,古体诗蜕生为一种新诗体。

“诗界革命”的宿将——评李端棻《苾园诗存》

李端棻《苾园诗存》147首,大部分写于流放新疆之后,诗歌揭露黑暗现实,批判专制制度,宣扬"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贵州民智开发的先声。其内容与风格与"诗界革命"主张隐然契合,李端棻应该是"诗界革命"的宿将。

1900:诗界革命运动之发端

正如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端,以《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而非以胡适于1916年底在美国撰写该文的时间为界碑一样,晚清诗界革命运动的开端,只能以1900年2月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在《清议报》发表为标志性事件。人们之所以将丙申、丁酉年间的新诗尝试视为诗界革命的发端,甚或将二者混为一谈,主要是受了胡适的误导;近人之所以认定1899年底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是这一运动的开端,主要是受了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和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两种文献的影响。

全球化东扩的本土诗学投影--“诗界革命”论的渐进发生

"诗界革命"论作为全球化东扩中的一种本土诗学投影,其发生是一个渐进过程。王韬从"地球合一"说出发,率先开辟全球性"奇境幻遇"。黄遵宪兼顾书写异古之人事和语言的俗化及新词语运用,为"诗界革命"作了进一步准备。梁启超以政治家的敏锐触角从黄遵宪等的诗歌革新实践中认识到诗界走向"革命"的必然性并实际吹响这一号角。其初衰在于通过诗歌的开创性变革而唤醒知识分子的以欧洲为范本的普世的社会变革渴望,但客观上却发起了全球化东扩中的一场本土诗学动员,让此前较为隐晦的全球化东扩的诗学维度转而以豁然鲜明的姿态亮相。作为全球化东扩的本土诗学投影,"诗界革命"论具有幻影与阴影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