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特殊雅俗形态与“革命通俗文艺”论的观念局限

"革命通俗文艺"论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种全局性审美文化定性判断。这一论断将认同"新型国家意识形态"、采用传统小说或民间艺术形式与"通俗文学"、"大众文艺"联系起来,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十七年文学的大量作品也并非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结合体。"再解读"群体表现出以"文化雅俗"反对"政治雅俗"的思想立场,遮蔽了十七年文学因个体精神与集体话语有效"同化"而形成的审美创造特征。后来的研究者以"对历史的叙述"为基础修正了"革命通俗文艺"观念,但其指认为"革命通俗小说"的抗日战争题材作品,意蕴建构中同样隐含着"世界的大故事",叙事形态表现出传奇性与纪实性相融合的倾向,"英雄的说部"只是局部、片断性的特征,因而也不能归入"通俗文艺"的范畴。十七年时期的"大众文艺"创作,从体裁到范围均在"革命通俗文艺"论者的关注视野之外,民间通俗文艺文体的写作、"基层写作"和"群众文艺创作"才是其特殊的实践形态。

调弦夸新声

何谓“革命通俗文艺”,在近三十年中,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陀、刘禾、唐小兵、陈思和都曾尝试对这个概念进行厘定,然而,“革命”与“通俗”实际上是两个难以衡量的概念,对二者的描述又同时夹杂着文学史书写的种种辩难。比如,“雅”与“俗”的趣味之争,“新”与“旧”的价值判断,“政治”与“文学”的权力冲突,“民间”“广场”“庙堂”文化场域的区分,“普及”与“提高”社会需求的矛盾。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考察这一概念的参照系也越来越丰富,但何为“革命通俗文艺”的本质特征始终没有获得学界共识。

口头传统与“人民文艺”的普及面向——对“十七年”新曲艺创作情况的考察

"十七年"期间,在新曲艺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文艺普及方针的贯彻力度,以及在"人民文艺"定位下重视口头与通俗的特点。其中的优秀之作,无论在题材的延续上,还是对"故事性"的肯定与发挥上,都离不开对传统曲艺口头艺术的借鉴,同时也反映了新曲艺对革命政治的情理化把握。正是这种把握与书写,革命的抽象转化成了民间的具体,其中亦有不少围绕着普及与提高、"民间性"与"人民性"、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冲突与博弈。而这一民间审美特色与革命政治的张力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催生了新曲艺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也浓缩了发展"人民文艺"的难题性。

浅析赵树理对“通俗”的独特实践

山西作家赵树理作为文学创作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实践者,其对通俗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赵树理'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通俗文艺创作与农民血脉相通,为广大民众提供了绝佳的精神食粮,真正做到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和战争服务,其中尤以《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