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明代革新文学的总结者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的重要作家,其文学活动历经明末清初。钱谦益主要的文学贡献在于,一方面对明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又为有清一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钱谦益对革新文学的总结主要落脚于以下几个方:首先他接受了阳明心学的洗礼,具体说便是对李贽的崇敬与吸纳;其次,他参与文学革新活动,与汤显祖、公安派成员等革新作家密切交往;第三,他反对文学复古,提出了相关的革新理论主张。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晚清革新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以往习惯用机械、含混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政治的工具"这样的思维方法去打量晚清革新文学那段历史,造成了对晚清革新文学、文学史的一些误读性认识。但如果我们用西方行为主义政治文化学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它的话,便会发现:在政治动荡的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是相互认同和相互阐释的,即文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政治所提供的营养与外来因素的激活,政治家或知识分子的政治苦闷和政治焦虑需要通过文学来安全地释放。

佛教与袁宗道的文学革新

以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性灵派,开启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一般的看法都将性灵论归功于袁宏道。实际上,袁宏道性灵论的提出,袁宗道功不可没,其文学革新思想是性灵论的先声。作为三袁之长,袁宗道精通佛教,运用禅宗的心性论,在思想上打破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限制,文学上追求革新,要求摆脱束缚,反对雷同,反对摹拟,恢复个性,写出各具特色的直抒胸臆的作品。

严复与梁启超:不同的文学革新范式——兼论“五四”文、白之争的历史渊源

作为晚清文学革新的两大先驱——严复与梁启超,一向被视为同一阵营中的人。而实际上,二人在文学观念与文学革新的最终取向上均存在根本分歧,由他们开创的两种不同文学革新范式构成了晚清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两种文学革新范式,自晚清始便不断交集碰撞,其焦点最终落在文言与白话语体的根本冲突上,从而成为"五四"文、白之争的先声。梳理这两种文学革新范式的产生、碰撞及其融合,对认识晚清以降文学发展的源流,以及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建构,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废墟上的修补:论清末文学革新运动

清末文学革新运动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一定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教训。革新运动的失败源自其自身的局限。其一,与旧文学藕断丝连;其二,革新运动是作为政治革新的工具;其三,很少创新。清末文学革新运动的翻新,仅仅是"古文范围以内的改良运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有待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五四”时期傅斯年文论中的论述策略及文学革新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文论中有意采取面目模糊的文学定义,背后隐匿了其新文学观的论述策略,即借助歧义丛生的文学定义,获得"文学革新"的自身合法性,进而阐述文学革新观。傅斯年把现代文学变革放置在中华古典文学演变的大语境内,以历史的变革惯性来论证"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没有割裂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内在变革的规律,规训和证明新文学的存在,得出文学的进化与革新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要求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文学革新观的内在特质突显了文学的"时代精神",从而使文学与时代、社会建立紧密联系,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文以载道"。

宋初僧人对北宋文学革新的认识与回应——以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中叶的文学革新是我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北宋中期以来,古文运动继中唐之后在学术界再次掀起高潮。倡导古文、复兴儒学成为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从韩愈到宋代诸儒,古文运动事实上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宋代学术界不同群体,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立场阐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宋学形成前,以释智圆、释契嵩为中心的一大批“儒化”的僧人,从佛学的角度对这场日益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给予了关注。他们对晚唐体、西崑体、太学体的批评,对“文”与“道”关系的认识与思考,基本上使古文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后来的文学复古革新和散文正宗地位的确立初步扫清了道路。

谈谈韩愈诗歌创作中的“通变”思想——兼论中唐文学革新的实质

韩愈的诗歌总使人感觉有一种清新之气,充荡着一种"通变"思想。这也正是中唐诗文革新的实质所在。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革新对象,主要是针对六朝诗歌、骈文和中唐前期的大历诗歌以及科举"时文"中所表现出的不良现象。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士人一方面对现实不满,另一方面也对李唐王朝的复兴充满憧憬。在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进行着文坛改革,要求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初探

明代文坛上,自始至终贯穿了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成长,出现了新的进步思想:即是文学观点上的尚真主情和哲学上的反理学禁锢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于是反拟古的提倡通俗文学的市民文艺应运而生。这是文学的革新和思想解放的运动。 这个思潮的先导,当上溯到与程朱理学对立的陆王心学,晚明的文学革新是这个思潮的直接的产物,公元十六世纪中叶,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说“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这种思潮,动摇了程朱理学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成为当时文学革新的思想基础。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徐渭、李贽、袁宗道三弟兄、钟惺、谭元春、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以及明末的爱国作家陈子龙、张岱等。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 1 91 8至 1 91 9年间 ,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 ,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 ,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 。

李贽与晚明思想解放及文学革新运动

明代中叶,在哲学上出现了同程朱理学相对立的王阳明学派。前者为客观唯心论,而后者为主观唯心论,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流派。不过王学主张尊重个人,重视个人独立思考,比诸程朱派理学主张纯然恪尊古圣贤的道德规范来说,具有一定的解放精神。王阳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王安石文学革新一隅

被列宁誉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政治上是坚决的革新派,在文学上也是锐意革新的。而此两者之间有其紧密的内在联系,都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在诗文的创作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体现出可喜的创新精神。王安石关于文学革新的见解,同他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历来备受非难。程颢兄弟说他是“坏了后生学者”,吕诲诬蔑他“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宋代的道学家们视他为死敌,后世也对他毁誉参半。曾经有人说“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

1994年的文学革新与短篇小说

１９９４年的文学革新与短篇小说胡平１９９４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一年，也是文化市场作用进一步扩大和初步占据优势的一年。由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悠久传统及其强盛的生命力，也由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支持，健康的、严肃的文学仍在顽强发展，并...

试论曹丕对文学革新的贡献

文学的变革无疑受掣于社会生活及社会观念,一个文学新潮的涌起不仅要有社会本身提出的需要,而且离不开新的文学观念的推动。处在建安文学家群体中心地位的曹丕,先有“副君之重”,继有“帝王之尊”,他继续父王曹操所开创的道路,大胆地否定传统的崇儒轻文思想,提出“盖文学,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确立了文学的重要地位。他用崭新的尊重文学的思想冲击着束缚文学发展的陈腐观念。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崇儒轻文的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抑制了文学的发展。由楚辞发展而来,曾经“蔚为大国”,兴盛一时的汉赋。

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中语言形式理论的变迁

从文学的语言形式理论变迁出发，探讨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反对骈文和唐宋以来的古文传统的实质，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重新认识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

本文主要论述了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以文学新民的特殊功绩。文章认为，梁启超比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更明确地意识到：新民救国，不可不借重文学的力量；思想启蒙，不可没有文学的鼎力相助。在促进文学与思想启蒙牢牢结盟的过程中，梁启超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正是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获得了文学革新的激情与灵感；也正是附着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之上，近代文学革新才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与辉煌。

“戴着旧镣铐怎能舞出新姿”: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新论

清末文学革新运动的发生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一定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教训,而革新运动的失败源于自身的局限。其一,表现在与旧文学的藕断丝连;其二,革新运动是作为政治革新的工具走上历史舞台而非目标导致成就惨淡;其三,强调"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对旧有文学形式的依恋进一步限制了文学的发展。由此可见,清末文学革新运动的翻花样,只不过是"古文范围以内的改良运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有待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中唐礼官的精神品格与文学思潮的兴起

安史之乱后的思想文化秩序重建中,一批礼官文士以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走到历史前台。他们从《春秋》学派汲取思想资源,不仅以变通复古、经世致用的思想重新确立儒"道"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且还以倡复儒道的实践情怀、敢于直谏的淑世风范形成一代文士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此外,也正是这些礼官文士及其所培养提携的一批文人担当了元和时期的诗文革新。可以看出,中唐礼官掌管教育与选士,直接参与文学思潮并推波助澜,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职事活动是中唐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演变的重要动因。

论文体革新潮流与元和诗风

走出大历时代委琐靡顿的精神氛围与回旋过渡的文学性态,以政治图变为刺激机因的元和诗坛,变革性也就构成其最根本的表现特征。明人许学夷尝言“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诗源辩体》),而这种以时代精神为外在激素的文学“大变”一旦形成,在诗人创作积累与心理积淀中成熟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