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16～18世纪朝鲜王朝朱子学的研究

钱穆曾对16~18世纪朝鲜王朝时期的朱子学发展有过专门的研究,其以李滉、李珥、宋时烈、韩元震这四位学者为中心,进行了深入探讨。从钱穆的研究中,可以了解朝鲜王朝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另一方面,亦可加深对钱穆朱子学研究的认识。

论南塘韩元震的性理学思想

韩元震是朝鲜朝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性理学者。他与魏岩李柬的论辩,形成了韩国儒学史上继"四七论辩"之后的又一次著名论辩即"湖洛论争"。在"湖洛论争"中,韩元震提出的"未发心体有善恶"和"性三层"说的观点,对其后的性理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作用。

《莊子辨解》中韓元震對莊子思想的理解

朝鮮儒家學者們通過理氣心性論來區分正學和異端,並以此批判異端,這當中包含着是否正確理解作爲'形而上者'的道和'本源上達處'。南塘韓元震爲《莊子》作注稱,這種標準適用於評判莊子思想,並把他的箋注稱作《莊子辨解》。韓元震把莊子思想規定爲'彌近理而大亂真'的具體内容,正符合於他對異端的認識。韓元震認爲《齊物論》中莊子把'一本萬殊'都看作是氣,即莊子所説的是'氣一分殊',而'氣一'中的'氣'就是莊子所説的虚無的道。與儒家所説的'理一分殊'相比,莊子則説'氣一分殊',那麽'理一分殊'與'氣一分殊'的根本差異就在於理和氣的差異。若要理解韓元震對莊子思想批判的核心,站在主張'理一分殊'的儒家立場來看,有必要考察以'虚無爲道,齊物爲宗旨'與'主張氣一分殊'的莊子思想中存在的問題。儒學和異端的不同在於——他們分别'把性和道當作什麽',以及怎麽認識理和氣中哪個是使役者、哪個是施令者。具體而言,儒學以理爲'性和道',異端以氣爲'性和道';儒學主張'以理御氣'和'氣聽命於理',而異端學主張'以氣役理'和'理反聽命於氣'。最後,韓元震通過把理和氣是當作'一物'還是'兩物'來展開對異端的考察。異端把理和氣看作一體,即'認氣爲理'。從這一點來看,老佛以來異端之説顯現的弊端,都是源於'認氣爲理'。'認氣爲理'和'認心爲性'是韓元震在《莊子辯解》中批判莊子思想的核心。在韓元震看來,莊子當作至道的混沌屬於前陽已滅餘下的'陰静',因此莊子雖然以混沌爲至道,但他不知道這個混沌並非儒家所説的形而上者的道,實際上他所説的道是'天地未辟'、'萬物未生之前'的'一陰之静',以此爲道實非真道。莊子的這種思維不僅不明白儒家所説的'陰陽無始'和'動静無端'的道理,也不理解'一陰一陽之謂道',他也不清楚陰陽和動静之上更有太極之道。

師門·學脈·道統:韓元震與李柬“湖洛論爭”之義理背景

朝鮮儒學從四端七情之辨,進而及於人心道心問題,層層而進,逐漸明朗,性之所向,理氣問題,正是其中關鍵所在,韓元震與李柬所爭是師門宗旨,也是數代積累的儒學問題,"湖洛論爭"如同漣漪逐漸擴散,造成巨大影響,成爲朝鮮儒學史中最可注意的學術論辯。李柬以未發之時難言氣質之性,聖人與凡人同禀明德本體,提出"聖凡心同",主張"人物性同論";韓元震認爲未發仍有氣質之性,認爲聖人與凡人不同,提出"聖凡心不同",主張"人物性異論"。兩人針鋒相對,最後以老師權尚夏表態支持韓元震而告一段落,確立性於氣質得見,爲師門心法所在,韓元震於後標舉學脈宗旨,建構朝鮮學術主體地位,藏道統於東國,貢獻卓著,湖洛論爭正是觸發其儒學事業的關鍵。

十九世紀末韓國儒者朴文鎬“興”論研究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朝鲜儒者朴文鎬對《詩經》“興”體的特殊觀點,並藉此説明朝鮮後期《詩經》學的特色。朴文鎬探取朱熹“無取義之興”舆“取義之興”的架構,然而就“無取義之興”而言,朴文鎬特别關心興句與應句之間,語詞、句法和音節是否對應,以及“有”字、“在”字和“彼”字的使用,並且修正朱熹的意見;就“取義之典”而言,他分析“兼賦之典”與“兼比之興”的各種情況,强化朱熹的觀點。此外,朴文鎬也在《詩經》“典”體詩的來源中,探討人性與物性的異同問題。他不僅繼承韓元震“性三層說”,重新詮釋《詩經》的内容,同時也提出“性四層説”,以及“形”對“性”的影響,更加關注經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