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在本土形成的固有思想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的朱子学,并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历史中形成的。其固有思想中很早就存在着儒学性的因素,传统思想也与中国的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中国儒学思想很容易地传入并被吸收。而吸收朱子学形成的朝鲜性理学与中国相比,则发生了不少深入而细致的变化。朱子学传入之初便被新兴士大夫们接受,后来以此为指导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从而被定为国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密而又特殊的关系,使得儒学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成为了指导阶层的统治理念、士人阶层的权斗工具。朝鲜儒学者对人的道德心性的深入探索、士人们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识以及学派的分化和党争都与此息息相关。

从韩国儒学史的角度来看茶山道德情感论的意义--兼论朝鲜性理学“理的下向化”问题

作为韩国儒学派的重要人物,茶山丁若镛(1762—1836)虽然非常肯定朱子的地位,但却试图超越朱子,主张追溯孔孟儒学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儒学思想的本质。茶山以经验性的事例和经典文献为依据来论述性善说的实践可能性,试图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情感来寻找人的本质属性,这比一般性理学形而上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茶山的道德情感论将哲学的主题从"形而上"的领域转变到了日常的"生活世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世界。这与儒学的本旨并无大异,只是茶山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理想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这在朝鲜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端七情说中的道德原则先在性问题研究

孟子"四端"说为儒家"仁"学和"性善"说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朱熹对四端的发挥,以及理气、动静、发与未发等论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所以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理本却绝不贱气。号称"海东朱子"的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将朱子学中理的方面加以发展,强调理的绝对优先性,存养道德,压制情欲,形成的性理学其实更近于二程;而与其并称"理学双璧"的栗谷的性情论与朱子更为接近。

从比较视域看韩国儒学研究——脉络化与去脉络化

回顾近十五年来的韩国儒学研究,可知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在"脉络化"与"去脉络化"的张力当中准确拿捏,以期彰显其研究对象的多个面向。这里所说的脉络是特指经典文本的脉络。相对于历史脉络与社会脉络,经典有其本身相对的独立脉络,它们是"概念史"的研究对象。进而言之,即使在历史脉络与社会脉络的研究,乃至概念史研究当中,一旦涉及比较的视域时,"去脉络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因为"比较"需要"抽象",而"抽象"便是"去脉络化"。甚至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是"抽象"的结果,因而也是"去脉络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下可以说,所有的研究方法均同时包含"脉络化"与"去脉络化"两个面向,只是有所偏重而已。

韩国当代哲学家金忠烈哲学思想述评

金忠烈是当代韩国哲学界一位既有深厚学养又富有人格魅力的著名学者。其学融贯中韩,会通中西。在哲学上,他对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作了富于新意的诠释,并建构了一个以自然为本的天人合一体系。对"和谐"思想的论证亦颇具新意,早年即已关注技术文明可能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以鲜明的人文关怀,畅扬"天人和谐"理念。在儒学史研究方面,提出了韩国儒学源于中国的鲜明观点,纠正了时下某些偏颇之见。对于南冥学研究,他更有开创之功。

朱子学的传人及其对韩国儒学的影响

中国的朱子学自高丽末期传入韩国以来,便受到新兴知识分子的推崇。这一方面是由于它重视道统并"辟异端"的学问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思想界确实需要一种新兴学问来担当起时代发展的重任。朝鲜王朝建立后,以朱子学为首的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理念和指导思想,在5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花独放",并发展到鼎盛时期。经过朝鲜前期的"四端七情论争"和后期的"湖洛论争"后,朱子学在韩国实现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形成朝鲜时期的性理学,特别是在心性论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朝鲜陷入日本殖民统治后,朱子学也遭到了诸多批判,但其关注人的心性发展、重视学问研究等传统一直绵绵延续下来,并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在当今的韩国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典范。

社会技术与韩国儒家文化的关系初探

“社会技术”是由一定社会的政府或执政党创造、发明(制定)的,由全体社会成员或一定社会阶层(主要是)接受、使用的,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进而实现改造社会目的的实践性知识体系。韩国曾以惊人的高速度发展并且崛起,当然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然而,弘扬儒家文化始终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论文从“社会技术”角度略论韩国儒家文化。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学海外传播研究力作——读《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

王曰美教授的《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对中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海外传播与文化影响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既将中国儒学学术理论与韩国学术儒学剖析阐释,又结合现实考察与践行韩国生活儒学,是中韩儒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部力作。该书选题视角独特且富有创新,结构严谨而内容丰厚,与生活相结合乃文质相合,融理论剖析于生活实践,汇"儒魂"于社会生活。该书的出版发行拓宽了儒学研究视野,为中国儒学研究在海外传播增添了新的声音,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次成功尝试。

近百年来韩国儒学研究的特征

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了西方哲学和传统哲学之后,从哲学意义上研究韩国儒学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在日帝殖民时期韩国传统哲学研究有"停滞史观"和"民族史观"两个方向,解放后,韩国的儒学研究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深化期三个阶段,由此可以看出,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相比,韩国传统哲学虽然有些受冷落,但相对于哲学上的其它研究领域,前景并不黯淡。

关于18～19世纪韩国儒学“人物性同异论”的生态学解释

"人物性同异论"是韩国儒学"湖洛论争"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产生于18世纪初期的畿湖学派。"人物性同异论"对围绕"物"是否具有全部的五常之道德展开了论辩。但是不管是"同论"还是"异论",他们对于物的道德性都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人物性同论"强调自然具有与人类一样的道德性,因此也应该受到与人类相同的道德性照顾,应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这种试图将自然与人类同等看待的观点在"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以人视物,人贵而物贱;以物视人,物贵而人贱;自天而视之,人与物均也"等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天道不仅存在于人类之中,同时还存在于自然之物之中,因此自然之物是和人类一样宝贵的。甚至当我们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时,自然之物可能是比人类还要宝贵的。人类作为个体生命对其他生命无节制的榨取和破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强调生态中心主义倾向的思想为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作用。

试论韩国儒学的得失、境遇及未来发展

韩国儒教由于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冲击,遭遇种种社会挑战,朝鲜时代由儒教所形成的"君子学的勉励"和"人伦道德的崇高"趋于崩解。现代韩国儒学面临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贱民资本主义、家庭崩坏与家族断绝的社会挑战。未来韩国儒教要实现传承与振兴,就必须重整家庭传统道德,积极弘扬"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韩国的儒学教育及其社会作用

中国儒学自传入朝鲜半岛开始就在教育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最终在李氏朝鲜时期成为其国家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主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但却从未停止过儒学教育。韩国政府力主通过儒学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并依靠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模式使儒家道德思想深入生活,实现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大众化与生活化,以此形成良性的文化认同感并化为价值意识与思维方式。韩国的儒学教育强调"孝"并突出其社会价值,主张"忠"并着重其爱国意蕴,重视"礼"并强化整体与秩序等等,对增强韩国的文化认同、推动社会发展、促进道德完善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研究韩国的儒学教育,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試論韓國“儒學”與“諸子學”

本論文旨在韓國'儒學'與'諸子學'關係的釐清、韓國'諸子學'的發展、韓國'儒學'對'諸子學'發展的影響等課題。韓國'諸子學'的發展,可以分爲:三國鼎立時期前後到高麗末期、高麗末期到20世紀初期、20世紀初期到21世紀初期三個時期。韓國'儒學'與'諸子學'本來是各自發展並形成不同學科的關係,所謂'儒學'包括'五經'、《孝經》《論語》與《孟子》等經典;'諸子學'包括《老子》《列子》《莊子》《管子》《荀子》《尹文子》《韓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經典。近十年來,'新子學'興起,擴大了'諸子學'的領域,故有必要據此調整韓國'諸子學'的範圍,將《論語》《孟子》納入其中,以此進行一系列的探究。韓國'諸子學'在三國時期前後到高麗末期,學術研究比較自由,進入朝鮮時代後,則受到儒學的制約,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爲儒學定於一尊,倡導儒學的學風與教化作用,以及'儒學'的大衆化等正面影響;二爲剥奪及阻礙其他學術的發展機會、'儒學'的教條化等負面影響。時至20世紀中期,'儒學'藉西學轉型發展,獲得一定成就,同時也墨守方法論,偏離文本。近十年來,諸子學研究者努力嘗試重回文本,搜集文獻,整理出版,營造新的研究生態環境。韓國諸子學界借鑒中國'新子學'的發展動向,攜手合作,將獲得嶄新的研究成果。

人间和自然的相生与融合——21世纪生态界危机和韩国儒学

儒教内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机体思考方式和生态论式要素。这种要素为克服机械式世界观、人类肆意破坏大自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韩国的儒教也不例外。文章试图通过对韩国性理学者栗谷李珥、阳明学者霞谷郑齐斗,还有实学者湛軒洪大容及燕巖朴趾源等学者们思想的分析,找出其中有机体的、生态论的要素,为"韩国生态儒教"的确立提供基础。性理学者栗谷主张天地万物和人是同体,宇宙自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认为人类的生命源于宇宙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合一。在栗谷那里,人类被定义为赋予了以天地之心去照顾和养育自然的义务的存在。人类主体、能动地参与天地的化育中去,达到自然和人类合二为一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乐趣(真乐)。阳明学者霞谷则主张人类和万物的同一性和一体性,把人类的心规定为天地之灵,即与万物感应的主体。人类通过生生不息的仁体的发显和展开来参与到宇宙自然万物的创生、养育过程中,来实现生命的本质,忠实履行天地之灵的作用。在性理学和阳明学看来,人类不是征服自然的主体,更不是自然的支配者。也不像在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那样,被赋予了同自然物等同的价值,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生活的寒酸的存在。人类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优越的存在,所以被称为天地之心或天地之灵,同时也被赋予了保护和养育自然的义务和责任。这种思考既能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道具的弊端,也可以避免生态中心主义忽视人类价值的缺陷。实学家湛轩和燕严把自然物视为"活物",在重视人类和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方面与栗谷或霞谷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与栗谷和霞谷把人类规定为天地之心或天地之灵相比,湛轩和燕严则主张从天的立场上来看人和事物时二者的存在是平等,即人与事物的均等性,并提示了人与自然在平等的条件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依靠、相辅相助、共存共生的原理。人物均思想与生态学的平等主义相通,相生的原理和生态主义者的共生的原理也是一致的。这种认为人和事物平等的思考不仅是对‘自然存在物的尊重’,而且更进一步讲是‘追求人类和自然存在的和谐和共存’,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契机。而且也可以避免性理学者们一不小心会倾向人类中心主义的顾虑,但有必要过于倾向于人均等而造成不利的影响。

朱子知觉论及其在韩国儒学的展开

朱子哲学的“知觉”概念有三个含义:其一是心之用,其二是性之用,其三是与性对立的知觉运动。以金昌协为代表的韩国洛学重视朱子的第一个观点,强调知觉是独立于性的心之活动;以韩元震为代表的韩国湖学重视朱子的第二个观点,强调知觉是性的呈现;而韩末大儒田愚则注意到的是朱子的第三个观点,集中讨论了知觉的功用及其限制。韩国儒学的心性论辩,从朱子的知觉论中能找到一个梳理的线索。

韩国儒学“弘益人间”的主体思想与现代意义——“理性与命”之“正本开新”

韩国儒学的理路与进路都表明其是以韩国民族的'东人意识'为主体性、以'弘益人间'为主体思想而'开新'韩国儒学,并且在这一理路中不断对'东人意识'与'弘益人间'进行'正本',因韩国儒学的'正本开新'具有使儒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弘益人间'的思想虽然出于韩国远古的檀君神话传说,但经过新罗崔致远转化为'备详仙史'的'玄妙之道'而成为'东人意识'后,成为韩国儒学的主体思想,经过融合韩国独特的《天符经》,使'弘益人间'的韩国儒学具有了'理性与命'的承诺与推定。《天符经》是韩国思想界以韩国儒学的'弘益人间'为主体,融合所有能产生'弘益人间'作用的其他理论所形成的'理性与命'的代表形式。展望'理性与命'的历史进路,韩国儒学应当融合《天符经》的思想,以形成现代韩国儒学思想体系,从而使儒者内外兼修,完成化成天下、世界大同的历史任务。

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丁茶山作为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周易》解释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出入汉宋易学,通过批判继承汉代象数易学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易理四法”为核心的易学解释体系。茶山《周易》解释的突出特点在于统合象数与义理,由卜筮而转出“成德”的人文意涵。这主要表现在,茶山充分肯定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改过迁善之书的双重性质,既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从象数角度对其卦爻辞进行了解释,又试图探讨圣人作《易》之本旨,揭示了其道德人文的义理精神。由茶山之天道观和人道观出发,立足于其《周易》解释中提出的“顺天命”和“改过迁善”工夫,即可揭示茶山《周易》解释的道德修养论特质,即在实践中结合外在道德约束与内在道德自觉两种修养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性理学重本体轻工夫、重内在道德自觉(内圣)轻外在道德实践(外王)的空疏之弊。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