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韩琦相州园亭营造研究

北宋中期名相韩琦三判乡郡时营造的相州州园是宋代官造园林中贯彻“与民同乐”理念的先行之作,州园造景也在北方地区具有相当代表性。囿于后世史料记载含混,相州州园与韩琦私第园林的景观未曾得到梳理区别。本文以韩琦诗文为依据,还原其官私二园的动态营造过程,重构其中的堂亭景观,并结合北宋中期政治背景,论述韩琦三判乡郡前后的造园观念差异如何经由空间实践、景观叙事而塑造了相州州园的两个不同侧面:“同乐园池”与“吏隐仙府”。

吕诲与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发生在北宋英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于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尊号问题的争论,而实际上这个事件对北宋的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在位时间仅四年的英宗来说,这场濮议之争耗费了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吕诲在濮议之争中的言行,亦对这场争论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从吕诲的角度入手,探讨其在濮议之争中的作为和影响,有助于揭示濮议之争背后更深层面的问题。

找“搭子”出游,开启生活新体验

由于工作原因,1998年出生的韩琦和朋友不在一个城市,时间也凑不到一起。看到社交平台上很多找旅游“搭子”的帖子后,她也仿照着将自己的需求发布在平台上。“本人女生,1998年,坐标北京。4月29日—5月3日想出去游玩,哪里都可以,最好不太远。如果你也想出去玩,还没有‘搭子’,那我们可以结伴。”如今,像韩琦这样找“搭子”出游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通过与“搭子”的交往开启了一场生活新体验。

家族史的建构:宋朝士人阶层追寻的精神家园——以相州韩琦家族为例

宋朝在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诸多士大夫不懈努力,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家族理念,形成了有着宋代特色的关于宗族的系统论述,而且,很多士大夫身体力行,逐渐完善了这套宗族理论。相州韩琦家族就有寻找祖先的曲折历程。韩琦本人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找到祖先墓地的种种经历,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相州韩氏家族的谱系。毫无疑问,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于韩氏家族本身,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韩琦叙述家族历史的文字颇为模糊,需要认真解读,才可寻绎到历史的踪迹。

近十几年来韩琦研究综述

韩琦是北宋中期朝廷的重臣。近十几年来 ,特别是世纪之交 ,对韩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发表了不少论著 ,这些论著既有从总体上对韩琦进行分析的 ,也有就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本文对近十几年来的韩琦研究进行了回顾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憾 ,并对将来韩琦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北宋名相韩琦在定州

韩琦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功绩卓著,对北宋政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边陲重镇定州为帅的五年中,整顿军队,增强国防,为政爱民,造福一方,深得百姓的拥戴,显现出他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

为治之法 图籍为本——宋代韩琦档案思想及其影响

宋代名相韩琦是一位深谋远虑、具有治国安邦才能的杰出人才。他从实践中体会到保存和利用档案的重要性，曾上书皇帝建议整理图书（档案），提出“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急，盖万世之根本，后世之模法”，对宋仁宗时期的档案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韩琦之子韩缜继承其父这一思想，更简炼地提出“为治之法，图籍为本”的口号，经他建议，当时曾颁布了严格的《遗失官文书法》，使档案工作走上有法可依的轨道。

韩琦与其同年交游考论

宋朝名相韩琦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王尧臣、文彦博、赵概、吴育、包拯等同年进士赋诗饮酒,吟风弄月,结下了深厚情义。他们以交游的方式阴相联结,结成亲密的政治伙伴,左右当时的朝政,对北宋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看韩琦

韩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面对北宋早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积极参加了庆历新政的变法革新，但后来因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王安石的改革设想不同因而，他又强烈地反对这一变法。

历史记忆的模糊策略:两宋政争与名臣韩琦传的书写难题

西夏战事、庆历新政、顾命定策与反变法,构成宋代韩琦传记叙述的重点。因为致力于变法及拓边西北,北宋神宗时期形成的碑传文本,强调韩琦主张对西夏采取攻策,虽有异见却仍奉行新法。李清臣所撰韩琦行状甚至将庆历新政改写成由韩琦主导的西夏策略。南宋既否定变法,《东都事略》《四朝国史》等史传文本强调韩琦极力反变法及对王安石“独识其奸”的一面,掩饰其西夏攻策、奉行新法的事实,庆历新政的相关叙述也有误导之嫌。在韩琦政治地位无以动摇的情况下,两宋传记文本对韩琦事迹各有隐讳与扭曲,结果造成韩琦形象的模糊化。据此重审韩琦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有助于反思北宋仁、英、神三朝政治史研究的不足。

韩琦与王安石交游新辨

韩琦与王安石两人由于最初交往时的误解,以及性格、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十分亲密、融洽的私人关系。两人后来又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并未成为水火不容的仇敌。王安石在诗文中曾表达出对韩琦的敬重与感激之情。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韩琦也没有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没有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对于彼此的人格,他们还是互相敬服的。韩琦与王安石的交游体现出二人宽容大度的胸怀,展现了两位当世名臣的风范,可以驳斥前人对于二人关系的歪曲。

关于儒家伦理实践如何可能的先验分析——以《韩琦杀庙》与《赵氏孤儿》为中心

在中国儒家伦理学的实践理性原理中 ,由于在概念上未能严格区别开“道德”与“幸福”的本体差异 ,因而在现实世界中总是要面临各种无法摆脱的困境。本文指出 ,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实践中做出各种悲壮的道德行为 ,完全是因为在中国民间话语中还有一种以直观形态存在的“义务理论”。它主要通过戏曲以及说书人的小说文本等非主流的文学形式 ,从而把一种真正崇高的伦理义务直观地延续和传播下来。这是中国儒家伦理学的命脉所在。

《安阳集》版本源流考

《安阳集》又名《韩魏公集》,是北宋名相韩琦的诗文集,它在宋代曾多次刊行,但今皆不存。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本子为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安阳集》五十卷,后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张刻本影响很大,万历张应登书锦堂刻本、康熙徐树敏晚香书屋刻本、乾隆黄邦宁刻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属于张刻本系列。明代安氏校正本是与张刻本同时代的刻本,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张刻本,后来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收入。在《安阳集》的版刻流传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安阳集》五十卷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本、《安阳集》五十卷本、《韩魏公集》三十八卷本、《韩魏公集》二十卷本四个系统刻本,其中以安氏校正本《安阳集》五十卷本质量为最善。

论婚姻关系对韩琦家族社会地位的影响

宋代韩琦家族婚配时特别注重门第,同时又注重世代通婚、同年家族联姻以及与皇室联姻。通过这些婚姻关系,韩琦家族与其他家族结成了多边的姻亲网络并迅速渗透于社会上层,整个家族的兴旺期长达一百五六十年。婚姻关系对韩琦家族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庆历三、四年间的水洛城之争闹得沸沸扬扬,在长达半年的争论后,水洛城最终得以兴修完毕。但综观其事态发展,其实只是由于宋朝内部、宋夏关系在此时发生的一些变化,从而导致此次事件被放大。水洛城得以竣工,倒像是对宋朝复杂的文武臣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妥协。

宋代韩琦家族婚姻关系特征考论

宋代韩琦家族的婚姻关系具有注重门第、世代通婚、同年家族联姻、与皇室联姻、政治联姻五大特征。韩琦家族与宋代许多名门望族有婚姻关系,通过这些婚姻关系,韩琦家族与其他家族结成了多边的姻亲网络并迅速渗透于社会上层,对宋朝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韩琦与其同僚集团的关系

宋朝名相韩琦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同僚之多,关系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其同僚可分成三大集团,即吕夷简集团、范仲淹集团和王安石集团。韩琦与这三大同僚集团的复杂关系对维系其仕途起了重要作用,也对当时的朝政起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研究的史料及其阐释——评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流动,是人类知识体量得以增长的重要途径。近代中西科学交流正是这种知识流动的重要图景之一。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科学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构成了这一知识双向流动图景的两条重要线索。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在获取西文史料方面的困难,中国学者对于这一图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彼时引入中国的译著以及依据中文史料的传教士在华活动研究。

名相韩琦的档案事业考究

本文在简要介绍韩琦档案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宋仁宗时期韩琦主持下的档案整理工作,详细阐述韩琦的档案事业及其突出贡献,最后探讨韩琦档案思想对后世档案思想发展的影响。

宝元至庆历年间的范仲淹与韩琦

宝元至庆历年间是北宋的多事之秋,与夏战事纷争,与辽关系紧张,内政上问题积重。朝廷启用了一批富有政治才干的官员共赴国难。其中,范仲淹、韩琦表现尤为突出,为时人所称道,尤其是范仲淹更是被推崇为国臣第一。文章将二人在此时期的作为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加深对两位北宋名臣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