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范式到干部范式:重新界定中国的治理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主体,其与韦伯式官僚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忽视。这主要源于学术界广泛采取的制度主义进路,以及改革开放后官僚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将中国干部当作官僚来进行研究的局限性,并从干部视角出发逐步构建起一种以中国干部为核心的新研究范式。这些努力揭示了中国干部区别于官僚的品质和行动逻辑,也启示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干部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能动者类型所具有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重新发现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官僚制的再思考

现在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韦伯式官僚制已经过时了,或者被更"好"的如网格、协作等管治模式所替代。论文质疑了这一观点,并批判了在评价官僚制中的"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和"稻草人"式的虚假批判的逻辑错误,指出把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视为简单的从"低"到"高"、从"旧"到"新"的线性过程是片面的,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才能够正确理解官僚制。论文回顾了新公共管理、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反思,然后从效率、民主和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三个角度对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论文认为,官僚制的核心原则和特征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相反,高效率、有作为的官僚制依旧是公共利益的有力保障,甚至在推动非传统的治理模式,如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等方面发挥协调、指导作用。

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的中国式悖论--“韦伯式”科层制与中国特色“干部制”

国家的行政能力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不同国际评估机构对中国有关腐败和政府质量评估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中国却仍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公众福祉进步,这种现象即为"中国式悖论"。究其原因在于:相比西方传统中以韦伯式官僚体制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而言,"干部制"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在公共行政中所起到的作用常被学者所忽略。不同于韦伯式官僚体制备受规则制度的桎梏,干部制则能够集中精力去执行具体的政策方针。所以,中国的干部组织避免了韦伯式官僚的授权问题,能够更为有效地执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

欧洲地方治理改革: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欧洲国家的府际结构包括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两种维度。近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府际结构都经历了重大的权力下放过程。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改革模式可以分为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北欧模式地方政府改革是通过强制性立法来进行的,这些地方政府规模往往较大;南欧模式地方政府改革则遵循自愿原则,导致城市规模极为分散。地方自治的发展历史在欧洲国家有基本胜任与越权两种不同的传统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项原则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匈牙利等国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表明,尽管受新公共管理或新治理模式驱动的地方行政现代化建设影响重大,但其仍未能达到预期。新公共管理可能充满着助长腐败的因素。因此,在进行地方政府改革之前,应接受"顺序"的概念和战略,即:在引进新公共管理之前,要保证地方政府已经具有成熟的"韦伯式"官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