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早期小说《韦护》爱情悲剧的内涵

《韦护》中自由间接引语、双重视角、镜子-本文的存在使文本的叙事结构产生了裂缝,并在裂缝中透露出歧义丛生的叙述声音,丰富了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内涵。

从《韦护》的双重叙述看丁玲的创作转向

作为丁玲创作转变期的重要作品,《韦护》隐含双重叙述的内在矛盾,隐藏于潜层叙述的"情"以其丰盈动人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表层叙述的苍白的"理"。从丁玲这一时期的感情经历、人生境遇以及相关创作来看,现实中的感情与作品中的"情""理"存在复杂联系。在创作中无意识的投射流露和无保留的表白中,可见情感付出导致的精神依附与创作追随,这或可视为影响丁玲创作转向革命的因素之一,在情的对象远遁——胡也频牺牲,冯雪峰疏远之后,丁玲进一步投入对方精神信仰上所属的阵营。从某个角度说,《韦护》中爱人"远走"后收敛个性决心"好好做点事业"的丽嘉恰恰对丁玲日后的创作进行了一次隐喻与预演。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变革时代中个体生命的探索——由丁玲小说《韦护》引起的思考

《韦护》是一部"革命加恋爱"式的作品,虽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不高,但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加以彰显是不全面的。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样一种叙事方式下,一种不成熟但却不失真实的知识分子心态得到了相应呈现。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灵魂探求者的爱情反思与转型焦虑——丁玲小说《韦护》创作心理探源

在小说《韦护》中,隐含着丁玲自我女性意识的情感理知对话。小说故事文本主要叙写男性革命者在"革命"与"恋爱"冲突中的艰难选择,小说内在写作意图看似源于作者对革命者瞿秋白与王剑虹两人情恋的回顾,实则,小说深层文本潜伏着丁玲对自身情伤的回味、反思以及其由个性主义向革命意识转型前的徘徊、焦虑心态等诸多复杂情愫。在面临日渐形成的遮蔽性宏大革命救亡话语的情境下,作者悄然进行着自我心灵、理性认知的对话,探求合理的自我女性意识言说,并籍此试图走出自我情恋伤悼的情感藩篱。

变革时代个体生命的迷失——重读丁玲的小说《韦护》

《韦护》是一部“革命加恋爱”式的作品,虽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不高,但他们为文学带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一批新的文学形象,一股自由奔放的气概。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加以彰显是不全面的。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样一种叙事方式下,一种不成熟但却不失真实的知识分子心态得到了相应的呈现。

浅谈丁玲笔下的革命与恋爱——以《韦护》为例

《韦护》是丁玲在1929年末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中篇小说,一经面世就引起了文坛的轰动,最初对《韦护》的解读多认为是"革命恋爱"故事,带有小资产阶级痕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韦护》并非是简单的"革命恋爱"小说,其中蕴含着丁玲独特创作风格。本文将从《韦护》入手,浅谈丁玲笔下与众不同的革命与恋爱。

革命中的艰难爱情——丁玲《韦护》和宗璞《红豆》之对比

《韦护》和《红豆》两篇小说都是女性作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照。在革命为爱情而牺牲的共同主题下,二者仍旧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从这两篇小说的差异入手,分析时代因素和作家因素对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

丁玲小说《韦护》的爱情悲剧探析

丁玲早期创作的《韦护》是继《莎菲女士的日子》后又一篇以描写青年男女恋爱为题材的小说,这篇小说以作者好友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为原型,描写了青年韦护和丽嘉的爱情故事,但这个爱情故事以韦护的出走而无疾而终。这对曾经甜蜜美好令人艳羡的青年男女为何从牵手最终走向分手,既往研究一般将原因归结为革命战胜爱情,这是不全面的,还应该从男主人公自身二元思想性格特点入手,分析导致这份感情中途夭折的原因。

《韦护》——披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

《韦护》发表于1930年,在创作上,丁玲理性上追求革命至上,采取革命加恋爱模式,然而却不时流露出爱情至上的感性写作,革命沦为情感变化的依据。本文试图从作者对爱情和革命的描写以及韦护形象的塑造三个角度来说明《韦护》是披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

浅析《韦护》的复杂性

一直以来,学界大体把《韦护》定义为"革命家恋爱"的典型作品,但是重读《韦护》,我们发现,在作品中丁玲真实地写出了革命内部个体生命的内在矛盾,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韦护》的复杂性进行具体分析。

《韦护》摭谈

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曾说： “……丁玲女士开始以流行的‘革命与恋爱’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那《韦护》。这是一部八九万字的长篇小说。

革命元素下的精神审视——重读《韦护》

《韦护》一般被认为是丁玲创作的符合"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创作。《韦护》同时也被认为是丁玲的文学创作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丁玲创作转变时期思想上的变化过程。通过对《韦护》的重读、丁玲对自己创作的论述以及丁玲创作该小说时的思想状态,深入挖掘其外在简单模式下的深刻内涵,寻找丁玲在该小说中真正的声音,看到一个思想处于变化时期的作者如何在当下的思想状态下建构起新的小说形态。

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

《韦护》本质上是一部"自叙传"小说。由于时代的"误读"以及丁玲的多次修改,《韦护》的"自叙传"色彩被长期遮蔽。通过细读《韦护》的初刊本,分析其从初刊本(1930年)到最后改定本(1981年)之间的修改历程,不难发现,这部一度被定位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仅真实记录了丁玲早年的思想与情感经历,更以其跨越50余年的修改史,见微知著地呈现了20世纪动荡的时代语境中丁玲丰富的内心世界。

以《韦护》为例：论丁玲女性立场的艰难存续

《韦护》是丁玲于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她从个人主义转向革命文学、“向左转”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玲在转型期间复杂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韦护》被认为是趋向“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创作。文章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这一作品进行分析,挖掘其中与同类模式的革命文学的不同之处,旨在探寻丁玲在秉持着革命战胜爱情的目的而进行写作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与创作目的不同的性别化立场,借以展现丁玲在完全汇入革命的洪流前,她从创作之初坚守的女性立场在时代话语的威压下所进行的挣扎与求存。

解读丁玲的女性立场——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韦护》

丁玲是个关注女性,有着明显女性意识的作家。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将女性的生活和隐秘的心理暴露在大众面前。丁玲把对女性群体的关注投入到作品中,表达了她希望女性能够自主追求、独立平等的渴望。后来创作的《韦护》是她向革命文学创作的转型,女性丽嘉在面对恋人韦护的离去时,决心做出点事业来。文章通过研究丁玲从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革命文学小说《韦护》,比较她在探寻女性出路方面的变化及女主人公的进步性,来解读丁玲在不同创作背景下的女性立场和她潜在的女性意识。

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

众所周知,1930年丁玲发表了一篇以瞿秋白的形象为主人公的小说《韦护》。小说描写从事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韦护与丽嘉陷入热恋,却因为意识到耽溺于爱情妨碍了革命工作,在革命与爱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挥别了恋人。《韦护》在1930年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热潮中,沿用了《封神榜》中护法韦驮尊天菩萨的典故,象征了牺牲自我的爱情而投身于革命的形象。瞿秋白去世以后,丁玲于1939年11月27日在香港《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上首次发文谈论瞿秋白牺牲前的遗作《多余的话》。此后,又分别在1942年的《风雨中忆萧红》,1946年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以及1980年《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和1985年的《早年生活二三事》等多篇文章中写下对瞿秋白的回忆与评价,并以"韦护精神"提倡瞿秋白的革命精神。本文的目的即在藉由梳理从小说《韦护》中对瞿秋白的形象塑造,到瞿秋白牺牲就义后,丁玲论述瞿秋白的多篇文献中,对比丁玲与瞿秋白对革命的态度,并从中寻找一些线索,谈论中国革命思潮的变化与实践的转折。

从恋爱跨到革命一一《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与丁玲创作的转型

一九三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以及《一九三0年春上海》等作品．塑造了她早期作品中不曾有的由恋爱走向革命、由个人走向社会的新型女性和革命者形象．表现了为革命事业舍弃个人爱情的主题．这表明了丁玲的小说创作由恋爱跨到了革命．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型。

作为文学接受现象的“革命+恋爱”（1928—1933）

1930年前后“革命+恋爱”是一种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题材模式,它的广为流行与当时的文学接受取向存在某种因果关系。通过考察三部“革命+恋爱”小说的接受状况发现,经由这个模式的艺术放大,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社会性格”成为各种文化力量竞相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展开一场紧张而微妙的舆论博弈。左翼文化对“革命+恋爱”模式的批判严峻尖锐,除开确立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和维护其纯正性的显在意图,也涌动着将该性格所蕴含的社会势能纳入革命实践和理性化轨道的迫切愿望;人文主义者试图借助非政治方式达成潜在的政治目的,即以艺术法则之名将这种危险性格嵌入既有文化秩序的安全地带;尽管消费主义为这个模式提供了表达平台,但其有组织的商业化运作则将读者的想象导向欲望化空间,致使这一性格的政治内涵趋于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