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泽的尼采伦理研究解读与启示

深入探究施韦泽及其研究者对尼采思想的批判性解读,对于完善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文章从剖析施韦泽与尼采思想的学理关联出发,认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吸取了尼采思想中肯定生命与追求自我完善等积极因素,克服了尼采的极端化和非道德主义等消极倾向,从而实现了“自由个性”与“社会团结”和谐统一。我们应积极借鉴施韦泽的综合创新方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互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中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

斯韦泽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学术自由判决第一案

斯韦泽案是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真正介入学术自由的第一案。通过梳理和分析斯韦泽案的案件过程及其引发的公共舆论对判决的影响,发现斯韦泽案件的判决依据是模糊的、存在争议的,引发了不少对斯韦泽案的误读。为此,应从以沃伦为主导的多数意见和以法兰克福特为主导的附带意见两个方面来澄清斯韦泽案的判决依据,解释引发误读的原因。斯韦泽案推动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就学术自由制度、合法性等方面的首次对话,拓展了学术自由主体的法理阐释范围,为学术自由在美国宪法权利中的证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对它在美国学术自由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需要客观评价,不应过度夸大其对学术自由宪法权利诠释的作用。

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的话语分析及其社会底线价值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对保证人类社会的健全及持续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底线价值。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敬畏生命伦理的基本内容,重新反思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形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变迁、敬畏感严重缺失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更多地去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和善待生命,自觉承担起基于生命维度的社会伦理责任;不断强化生命价值观,提升基于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文明,促进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

中国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施韦泽的中国伦理研究

施韦泽不仅是20世纪西方世界一个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伟大人物,而且基于其实现西方文化再生的目标,对中国思想、特别是中国伦理也进行了独特和系统的研究:提炼了欧洲接触中国思想的进程,给予中国伦理以最高的评价,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充满了期待。在21世纪初中华文化呈现复兴曙光的关键时刻,充分了解和深入探讨施韦泽关于"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的观念,对于中国学界提高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将提供有益的镜鉴。

“仁”与“敬畏”——儒家与施韦泽的道德生命观比较研究

儒家关注并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但更看重"仁",主张"践仁知天",通过"以道制欲"、"泛爱众而亲仁"等达致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施韦泽依据人与万物的普遍联系,肯定一切生命的平等存在,提出敬畏一切生命的伦理主张。尽管儒家与施韦泽思考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的角度不同,"仁"与"敬畏生命"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他们都强调对人生命的尊重和关爱,都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崇高精神境界,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能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敬畏生命:当代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阿尔贝特·施韦泽及其敬畏生命伦理思想评介

著名生态思想家施韦泽是"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公认的创始人和虔诚的实践者。敬畏生命伦理融东西方生态哲学智慧于一体,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逻辑起点,指出人类的生存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极大地依赖于生命系统和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将伦理关怀从人扩展至所有生物。施韦泽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敬畏生命伦理原则,并在实践中自觉遵循敬畏生命伦理准则,深入非洲丛林行医服务半个多世纪,呼吁停止核试验甚至销毁核武器,由此荣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20世纪构建珍重生命整体性和个体性之间跨界桥梁的杰出先驱。敬畏生命伦理是当代生态伦理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于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蕾切尔·卡逊对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运用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是一部描绘农药污染危机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卡逊的生态思想体现了她那个时代的最前沿的生态伦理观——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生态伦理观和利奥波德的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观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从而奠定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根基。卡逊的生态思想由于对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运用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

否定生命·肯定生命·敬畏生命——施韦泽的叔本华和尼采伦理思想研究

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命哲学不仅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思潮方面,而且至今还在一些个人的精神生活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概括分析"敬畏生命"伦理学创立者施韦泽的叔本华和尼采研究:"作家"哲学家时代的来临、叔本华要灭绝生命意志、尼采致力于深刻的肯定世界和生命,为我国学术界深入研究叔本华和尼采的伦理思想,以及相关读者在从中获取有益教养的同时,自觉地避免其消极因素,提供一些资料和看法。

西方世界观的悲剧——施韦泽的西方伦理史研究

施韦泽强调,文化进步和重建的关键在于要有一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欧洲哲学—伦理学的优点在于,它已经要求了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但它的弱点则是,在还没有弄清楚对其论证困难的情况下,却以为自己已经在不断地论证它了。因此,在18世纪理性主义世界观开辟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最伟大时代之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文化就逐渐走向了衰落。面对当时的西方文化危机,施韦泽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以深刻的思想追求真实的、富有价值的世界观,从而复兴西方的文化和伦理。为此,他系统地研究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从基本原则和论证方法两个方面总结了西方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探寻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及其失败的经验教训,不仅为自己敬畏生命的理论和实践突破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史基础,而且为中国伦理学界了解和研究西方伦理学史以及形成新时代合理的伦理道德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道德·文化·生命·中国——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

施韦泽作为"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之一,其"敬畏生命"思想的基本内涵为:人生观的道德个人主义、文化观的文化伦理主义、世界观的生命自然哲学、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明确定位。在"敬畏生命"思想已经在我国发生广泛影响之后,深入阐发和把握其基本内涵,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其时代意义。

施韦泽的歌德伦理思想研究

歌德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具有深刻的伦理思想。施韦泽从"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人格的统一"四个方面,对以"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为核心的歌德伦理思想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歌德和施韦泽的伦理思想,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世界认识和生命意志——施韦泽的道德论证

在20世纪的人类道德思想史中,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及其论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敬畏生命确实是一个极为合理和深刻的道德原则;而且其"世界观念和生命观念二元论"的道德论证方法,也为人们在20世纪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和语境中,探寻一种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道德信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尝试。鉴于施韦泽的伟大榜样及其敬畏生命原则的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有必要深入研究其道德论证方法。

文化走向:凋敝还是涅槃——斯宾格勒与施韦泽文化危机理论比较

斯宾格勒和施韦泽的文化危机理论存在明显差异:在文化衰落之根源上,前者认为是文化有机体的自然衰亡使然,后者认为是文化的伦理本质丧失所致;在文化危机之后的走向上,前者认为凋敝是文化的宿命,后者认为文化可以从危机中实现涅槃重生;前者认为各种文化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单位,后者认为诸文化是文化整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部分;前者认为服膺文化有机体衰亡命运的主体实践是消极的,后者认为主体实践是文化重建和涅槃的关键。总之,这些差异反映了他们文化观的差异。

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人道——施韦泽论基督教的伦理本质

作为20世纪的国际性道德榜样,施韦泽深刻地论证了基督教的伦理本质,强调耶稣提出了爱的行动伦理、倡导紧密地把宗教和人道结合起来、认为伦理的宗教是最高的宗教。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了解施韦泽对基督教伦理本质的论证,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基督教的理解,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世界主要宗教和中国思想伦理本质的理解,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思想及其对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的启示——基于唯物史观的批判性分析

阿尔贝特·施韦泽通过对现代西方文化由盛转衰的轨迹进行梳理,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哲学、自由、制度、人性、伦理等要素对文化发展的责任,鲜明提出了"文化的伦理本质"这一命题,并给出了重建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方案。基于唯物史观的批判性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思想观点对于处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当代中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但是其并未逃脱以精神塑造精神的唯心主义怪圈。批判地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有益成份,克服对西方文化发展路径的盲目崇拜,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施韦泽文化思想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启示。

让强有力的思辨哲学体系成为匆匆过客——施韦泽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研究

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高峰,极为深远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施韦泽在其西方哲学—伦理史的研究中,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伦理思想进行了专门和深入的探讨,其"让强有力的思辨哲学体系成为匆匆过客"的基本命题,不仅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把握他的敬畏生命哲学—伦理思想,而且对于中国哲学界更全面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史地位,也富有启发。

施韦泽“敬畏生命”生态思想的学说史定位

在现代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把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定位为"生物中心主义伦理学"。但本文不限于对"敬畏生命"核心思想本身,而且联系其自然观念、文化观念和中国启示而进行的研究表明,从研究和借鉴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实现中西思想精华积极互动的要求来看,我们有必要更合理地确定敬畏生命理念在现代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中的地位。

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以施韦泽和钱穆为例

钱穆对于中国文化有"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而施韦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钱穆的见解相当一致;这种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去反身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以确立对待自身和外国文化的合理立场。

卡逊与施韦泽生态伦理思想之异同

理论上,卡逊生态思想是施韦泽生态伦理观的延伸;实践上,卡逊和施韦泽都是用生命在践行生态哲学理念。万物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的基础上,他们都用生态整体主义自然观看待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卡逊竭尽心力著书立说重视化学品带来的现实危害以及潜在威胁,尤以《寂静的春天》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生态伦理观念,为环境保护积极呼吁;施韦泽身体力行发出"敬畏生命"的呼号,投身于为所有生命的价值都应受到尊重的事业中。二者的思想尽管有不同,但许多地方融通。

“天才灵感”的尴尬理解——论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

在概要梳理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揭示了其理论论证方面的三个主要问题:以铸造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寻求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整体主义的理论诉求与个体主义行为理解之间的矛盾;肯定"生命的本体是非理性的欲望"与承认"道德之善就是自由于自身非理性欲望"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使得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在实践中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这也反映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以及基督教伦理文化的内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