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之父考辨——兼论新见《韩诫传》的价值

关于韩侂胄之父,宋元时重要史书如《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记载互异。详加考辨后,《宋史》的“韩诚”说当误,韩诫才是韩侂侂胄之父。清人所修《萧山湘南韩氏家谱》保存宋代相州韩氏完整系谱,也表明韩诫是韩侂胄之父。此外,该谱的《韩诫传》对研究韩侂胄生平事迹等问题颇有价值,值得重视。

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宋金和战与韩侂胄之死

学界普遍认为,韩侂胄在北伐受挫后转向对金求和,但金人以其首级作为谈判条件,迫使他执意再度用兵。为此,史弥远等主和派官员联合发动政变,将之诛杀。也即是说,诛韩政变乃是主和与主战两股势力矛盾激化的产物。实际上,这种说法乃是韩侂胄死后,执掌朝政的史弥远等人通过对官方史书的修改,刻意呈现给世人的解释,是基于特定政治立场的历史书写。对比宋金双方的记载,可以发现金人在谈判中尽管不断重申要追究战争首谋的责任,但此首谋基本上都是指苏师旦等人,而非韩侂胄。在南宋的不断遣使下,至开禧三年下半年,宋金双方已就和议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所谓韩侂胄意图再度用兵之说,是杨皇后、史弥远等人为诛杀韩侂胄所虚构的一个借口。政变的根源在于杨皇后与韩侂胄之间矛盾的长期发展。

开禧北伐中的陆游及其与韩侂胄之关系论略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主战文人,一生以北上抗金、恢复中原为理想。开禧北伐中,陆游赞成宋军北伐抗金,对主持北伐的权臣韩侂胄寄予了厚望,同时他对韩侂胄北伐也心存隐忧。这与陆游对当时的历史形势及韩侂胄与文人之关系的清醒认识有关。

从宣押入内到独班奏事:南宋韩侂胄的专权之路

韩侂胄是南宋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考察韩侂胄成功上台并维持专权的具体方式,发现宁宗对韩侂胄一以贯之的信任与倚重是韩侂胄专权形成的首要原因。开禧元年(1205)七月之前,韩侂胄没有担任实职差遣,却每日宣押进入宫中,辅佐宁宗处理朝政。他主要通过控制御笔下发的通道、利用台谏官言论等手段实现一己之私。担任平章军国事之后,他成为实权宰相,主要利用独班奏事、留身独对等既有制度,获得更多面见宁宗的机会,借机影响宁宗的决策,变私意为君命。就韩侂胄的个人经历而言,与其称之为权相,不如称之为权臣更为合适。

韩侂胄平议

韩侂胄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省)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死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终年56岁。他在南宋中期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韩侂胄其人,历来毁誉不一。毁之者将他痛斥为“奸臣”,同秦桧相提并论,如元朝官修《宋史》。誉之者把他盛赞为“英雄”,与岳飞同日而语,说什么“岳飞因抗金得胜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英雄”与“奸臣”,“岳飞再世”与“秦桧第二”,差距实在太大,简直判若天渊。不过平心而论,两种评价各走极端,均有偏颇之嫌,并非公允之论。

关于韩侂胄评价的几点看法

韩侂胄是一位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历代史家对他或贬或褒,至今尚无定论。关于韩胃的评价,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完全否定,另一种是完全肯定,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带片面性,拙文拟就韩侂胄的评价略抒管见,不妥之处,恳请教正。一、关于庆元党禁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一1201),执政的韩侂胄集团对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集团发起攻击,斥之为“伪学逆党”,五十九人列名党籍。史称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是韩侂胄执政期间的主要政治活动之一,对这一事件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韩侂胄及其政治集团的性质的认识和评价。

一代冤魂——韩侂胄

元朝官修的《宋史·奸臣传》中有韩佗胄,这实乃是一冤案。 韩佗胄(1151～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人(今河南安阳市)。其祖曾韩琦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仁宗朝官至宰相。佗胄以荫入宫,作为宁宗韩皇后的叔父,他在宁宗时执政13年,以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后加封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 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南宋王朝发生的三次重要事件都与他有关。

从《满江红》词看辛弃疾晚年对南宋政局的认识——兼及作者与韩侂胄的关系

紫陌飞尘,望十里、雕鞍绣毂。春未老,已惊台榭,瘦红肥绿。睡雨海棠犹倚醉,舞风杨柳难成曲。问流莺,能说故园无?曾相熟。岩泉上,飞凫浴;巢林下,栖禽宿。恨荼(艹縻)开晚,谩翻红玉。莲社岂堪谈昨梦,兰亭何处寻遗墨?但羁怀、空自倚秋千,无心蹴。这首《满江红》词,是辛弃疾逝世前一年,即宁宗(赵扩)开禧二年(1206)客居临安时所写,是他辞去第二次绍兴知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的任命之后的作品。这首至今尚未引起辛词研究者充分注意的佳作,不但词句优美流利,词中还暗寓了作者的经历和心情。

试论韩侂胄民间形象的双重性

南宋对金关系中,战争是不可绕过的话题。在众多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开禧北伐具有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作为其主要的发动者之一,韩侂胄的形象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争论。在民间,韩侂胄有两重形象:一是刚愎自用的权臣形象;一是收复故土力主北伐而失败后成为宋金议和牺牲品的悲情人物形象。

繁华落尽 胜景难留——韩侂胄南园考述

宁宗时,慈福太后将高宗别馆赐给韩侂胄。韩修葺后命名为南园,请陆游作记,在南园宴请宾客。本文根据文献和文集里的诗词资料,整理南园的兴衰流变和当时南园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宋以后文人关于南园的诗词。

晚节之辩:论陆游为韩侂胄写游记的缘由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是主战派的杰出代表,他于公元1200 年为南宋主战派权臣韩侂胄写下《南园记》《阅古泉记》,其中多含溢美之词。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由此引发陆游的“晚节之辩”。从该记内容入手,结合历代史料,以反证法分析陆游作记缘由,在众多观点中,为幼子求恩荫说及拥护主战派官员说较为合理。当前很多学者都对“晚节之辩”持否定态度,推崇陆游的完人形象。唯深究其创作背景及交游情况,方能还原陆游真实的形象。

北伐宰相韩侂胄该不该上奸臣谱

南宋150余年间,有过几次大张旗鼓的北伐,如“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等,不过均以失败告终。然而,同是北伐推手,“隆兴北伐”的张浚成了皇帝褒奖、史籍歌颂的忠烈,而“开禧北伐”的韩侂胄却被载入《宋史·奸臣传》,上了“奸臣谱”。

“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

"韩侂胄事迹"可分为两个层次:韩侂胄被杀之前,其内容以"定策"事迹为主,褒扬其功绩;韩侂胄被杀之后,其内容以"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为主,否定其拥立、北伐的事迹。在前一阶段,"韩侂胄事迹"被放置在国史日历所,是韩侂胄政治地位的体现,并备修史之用。在后一阶段,史弥远及其支持者依托国史日历所"改正韩侂胄事迹"。因掌权者仍是史弥远一派的势力,经过此次"改正"的"韩侂胄事迹"被实录、国史所因袭。以"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官方史书编纂与政局变化的互动关系,并成为我们观察晚宋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

新见相州韩氏韩肖胄家族墓志考释

相州韩氏是在宋代政治生活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家族,而韩肖胄家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派。由于传世文献的不足,后人对韩肖胄家族的内部情况及其在南宋政坛上的作用知之不详。文章通过新发现的韩肖胄家族的五方墓志。深入剖析了韩肖胄家族的子嗣情况。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补充了前人忽略的不少细节。同时。对韩肖胄家族的墓葬地和居住地作了合理的推测,对韩肖胄家族的婚姻状况及其对韩肖胄家族的政治影响也作了揭示。

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侂胄》书后

郑骞教授的《辛稼轩与韩侂胄》一文,曾发表于1948年的《再生月刊》上,当是他去台湾之前,任职于上海暨南大学时所作。可惜我于其时未得看到。1991年夏,台湾大学的一位友人从郑先生的《景午丛编》中抽印了这篇文章和《辛稼轩的一首<菩萨蛮>》惠赠与我,

吕祖谦的经学传承、诠释方法与思想探析

开禧、嘉定之际,南宋朝廷上发生了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先是出现杨皇后与韩侂胄的对立,最终以韩侂胄被杀告终。嘉定初,为阻止出现新的权臣专擅朝政,钱象祖、卫泾等人与史弥远又发生严重对立,最终以钱象祖等人被逐出朝廷结束。景献太子虽年纪尚小,未必具有突出的政治才能,但作为皇子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牵动政局演变的重要人物,他与杨皇后、史弥远结成的政治联盟构成了史弥远长期擅权的基础。

陆游与“近幸”姜特立交往中的若干问题

姜特立名列《宋史·佞幸传》,与陆游同龄,两人因韩元吉而相识,之后一直保持良好关系。两人交往中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姜特立以近幸弄权之罪被逐出京城时,陆游作诗相送,并以"君似襄阳孟浩然"许之;在权臣韩侂胄柄国时期,两人分别为其撰写了《南园诗》和《南园记》等。综合起来考察,两人能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在于有比较牢固的基础,他们有共同信任与敬重的朋友,在诗歌创作上互相推重,又都有一种使命感;姜特立虽被某些人斥为近幸弄权而被逐,但陆游对当时朝廷斗争的内幕很了解,所以并不影响他们继续交往;为韩侂胄所撰写的《南园诗》和《南园记》,如果单以韩侂胄的功业而言,显然赞誉过当,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的命运与韩侂胄已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他们是真心地期望韩侂胄能够匡扶社稷。陆游与姜特立交往也罢、为韩侂胄撰文也罢,正可见出其无所避讳,坦坦荡荡的一面。

《永遇乐(千古江山)》:辛词以典构篇的杰作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见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晚年作品,也是《稼轩词》中突出的爱国篇章之一。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三月,已在江西乡间闲居近二十年的抗战派元老——辛弃疾被宰相韩侂胄任命为镇江知府。本以为能有所作为的辛氏很快发现:想“立盖世功名”的韩只是用北伐做幌子,捞取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朝廷并无充分的准备。深感失望、气愤的词人登上京口(南北朝时镇江旧称)北固亭,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名作:诉说他的生平志意与理念,抒发其慷慨悲壮的英雄情怀。

南宋庆元“伪学逆党籍”真伪考论

学界普遍认为,庆元党禁期间,南宋朝廷为打击赵汝愚及其道学支持者,曾制订颁行过一份包含五十九人姓名的所谓“伪学逆党籍”。其实不然,党禁期间朝廷确实制订过一份“党籍”,但最终并未正式颁行,且其内容亦与现存的所谓“党籍”存在差异。今天所见的“党籍”乃是李心传在朝廷所制订“党籍”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的产物,其初衷在于有意识地将此次党禁与北宋晚期的元祐党禁联系起来,借助于元祐党人的声望来为赵汝愚、朱熹及道学正名,并婉转地表达对发动党禁者的批判。但李心传在记述此事时存在不恰当之处,引起后人看待这份名单时产生重重误解,韩侂胄死后的舆论环境更使这种误解得以强化,导致后世认为该名单即为朝廷所颁行之“党籍”的观点根深蒂固。

从开禧北伐看南宋政治积弊

宁宗年间的开禧北伐使南宋政权弊端凸现、财政拮据、士心不一,各种矛盾激化,而韩侂胄也以北伐的首发者、事件牺牲品被列入《奸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