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与韩国和日本肝癌发病和死亡的比较分析

目的分析2020年中国肝癌发病、死亡情况,并比较韩国、日本的肝癌负担,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肝癌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从GLOBOCAN 2020提取中国、韩国及日本的肝癌发病及死亡相关数据,分析并比较不同性别、年龄别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差异。结果2020年中国肝癌新发病例410038例,发病率为28.3/10万(男性40.8/10万,女性15.2/10万),世标率18.2/10万。韩国肝癌新发病例14788例,发病率28.8/10万(男性42.6/10万,女性15.1/10万),世标率14.3/10万。日本肝癌新发病例45663例,发病率为36.1/10万(男性48.3/10万,女性24.4/10万),世标率10.4/10万。2020年中国因肝癌死亡病例391152例,病死率27.0/10万(男性38.8/10万,女性14.6/10万),世标率17.2/10万。韩国肝癌死亡病例11158例,病死率21.8/10万(男性31.6/10万,女性11.9/10万),世标率9.9/10万。日本肝癌死亡病例28155例,病死率22.3/10万(男性29.4/10万,女性15.4/10万),世标率4.8/10万。结论我国是肝癌高发地区,相较于东亚邻国韩国和日本,我国肝癌发病及病死年龄更早。应针对不同性别、年龄组以及不同地区,制订相应的肝癌防治策略。

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分析及思考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是其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柱,为了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韩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战略。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演变,考察了韩国政府促进其发展的经验和策略,分析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现状,并将其与中国半导体产业进步进行了比较和讨论,并提出了宝贵的见解和政策建议,以指导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韩国尹锡悦政府地方大学战略转向与行动方略

在地方危机不断升级、大学出现实力断层以及以往战略成效不足的时代背景下,韩国尹锡悦政府于2023年初开始推进以“RISE”和“地方全球大学”为核心的新一轮地方大学战略,将地方大学作为破解韩国社会问题、引领区域与国家创新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相较于以往地方大学战略,新一轮战略主张强化地方大学区域核心地位、集中培育高水平地方大学、推动高等教育权责下移以及激发地方自主创新潜能的战略转向,并通过部署战略遴选方案,分批选拔优势试点;依托地方自治基础,搭建战略实施系统;简化选拔评估程序,降低大学运作成本;开启官方角色转换,全面提供战略保障四方面举措积极加以推进。

国家均衡发展框架下的韩国地方大学培育政策研究

针对首都圈与地方大学发展不均衡及大学与区域联系不紧密的问题,韩国从20世纪初开始在国家均衡发展这一大框架下制定培育地方大学的政策。通过推进地方大学的特色化和产学合作、促进大学与区域的合作、强化终身教育功能等措施,韩国努力达成“培养区域社会所需人才及构建促进地方大学与区域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结构”的目标。这也为我国制定与区域共同发展的大学政策提供了启示:通过合作和突显特色,提升大学竞争力;促进以大学为主导的区域均衡发展;强调大学的区域创新能力,构建区域生态系统。

美国布什政府对韩国反美主义的认识与应对——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解读

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是全球最反美的国家之一。美国解密档案显示,里根政府总体上对韩国的反美主义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但继任的布什政府则不一样。由于布什一上台就计划访问韩国,所以如何应对反美主义一开始就进入了决策视野。美国在详细分析韩国反美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后,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包括公开阐明美国与光州事件无关,降低美国在韩国公众视野中的存在感,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移交韩军平时作战控制权,满足韩国虚荣心等。美国的举措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韩国人的反美情绪,但显然未能从根本上化解这一问题。因为美国对韩国反美主义产生根源的认识并不深刻,也不愿公开承认反美主义主要是美国造成的,所以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够彻底。这导致潜伏的反美情绪遇到适合的气候和土壤时又会重新出现。

韩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进阶课程:实施现状、教学治理及经验启示

韩国专科大学面向大专毕业生推行以“现场”和“实践”为中心、以能力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学士学位专业进阶课程,运行产教融合式教学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创新融合型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这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模式助力了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可借鉴其做法,明确人才培养定位、重构课程建设、加强产教融合教学治理,为建设技能型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保障。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韩国语新闻类课程的跨文化教育探索与实践

本文以韩国语新闻类课程中的听力课程为例,将该课程的课堂教学与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相结合,通过对韩国语新闻听力课程现状,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该课程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教学路径等的论述,力求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跨文化韩国语教育,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公共教育与教育技术产业双赢系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韩国路径

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韩国历经政府数字服务供给、政企数字服务互通、政府支持校企数字服务联动三大时期后,致力于构建公共教育与教育技术产业双赢系统。双赢系统的理念逻辑在于借助技术进步推动教育创新与经济增长;实践逻辑在于通过教育技术产业供给公共产品,促进公共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时打造可进驻全球教育技术市场的韩国教育品牌。为构建公共教育与教育技术产业双赢系统,韩国政府以校企间“教育内容”与“技术”融合并搭建产品研发与应用平台,助推公共教育的“高触感-高科技”数字化建设;以多元出口渠道,助力教育技术产业出口韩国教育数字化品牌产品;集结官民优势资源支持双赢系统功能发挥。韩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体现出三大特征:以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个性化人才培养;以企业公共产品供给助推公共教育和教育技术产业双赢;政府集结多元主体力量保障双赢系统有效运作。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态度演变的动因探析

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通过对盟伴体系的国际动员以制衡中国。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国之一,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值得关注。2017年11月至今,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中立(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有限支持(2019年3月至2022年5月)和积极参与(2022年5月至今)三个阶段。本文研究发现,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是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太战略”提出至今,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导致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态度由“中立”转向“积极参与”。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体现了韩国政府在中美之间的“选边困境”中逐渐偏向美国的本质,会对韩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也会影响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不过受限于国内政治、利益分化、战略分歧等因素,韩国对于“印太战略”的参与进程也存在不确定性。

韩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主要举措与经验借鉴

制度认同是指公众基于理性判断对制度所持的承认、肯定与支持,是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和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理念支撑和内生力量。韩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表现为公众对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观、制定、实施与评估机制方面的认同,形成了以法治保障为认同的基本依循、以资历框架为认同的质量保证、以证书制度为认同的内在动力、以技能制度为认同的创新之举,体现了由宏观到中观、由抽象到具体、由分散到全面的有序结构。以韩国系统完整的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综合分析框架为鉴,我国应以依法治教为保障,夯实职教法律法规的制度认同根基;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完善国家资历框架的制度认同基础;以运行规范为标准,维护证书权威公信的制度认同力度;以多元诉求为纽带,构建创新技能机制的制度认同保障,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从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韩国新右派与尹锡悦政府关系

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韩国保守派势力时隔五年再次执政,韩国政坛和社会日益倾向保守化。尹锡悦政府保守主义色彩根植于韩国新右派的发展,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新右派在政治层面重视审议民主,经济层面主张自由市场体制。尹锡悦政府作为新右派势力代表,不仅意识形态上继承新右派理念,而且人事安排上也重用新右派核心人物,致力于形成思想统一的政策制定团队。外交政策上,尹锡悦政府着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与所谓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尹锡悦政府的新右派色彩对地缘政治及中韩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施政效果也受到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

跨媒介与跨文化的探索——韩国网络漫画的中国电影改编研究

中国电影《独行月球》《我要和你在一起》《我爱你!》《照明商店》改编自韩国条漫,创作时都对原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跨文化改编。首先,电影需要将条漫的叙事结构整合为商业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并将漫画的视觉特征转化为电影语言。其次,电影修改了条漫中的空间、物象、事件和人物,与中国社会现实相接轨,缩小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差异。整体上,韩国条漫在中国电影中的跨文化改编,推动了文化的圈层跨越,但相关问题也引发了传播偏差。因此,韩国条漫落地中国和在地化影像创作,需要调节媒介话语,并真正弥合故事层面的文化差异。

地区视域中的韩国研究

“地区研究”近年来颇受关注,因为地缘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合力构成了“东亚研究”的全貌。本文围绕“东亚研究”所观照的总体性,从“地区视域”的角度出发,探讨“韩国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简谈“地区研究”在当下学界和社会中的意义。

2020-2023年韩国电影创作观察

2020-2023年,韩国本土电影生产力逐渐复苏,但整体仍行进在疫情后续的阴霾中。创作方面,以动作类型为代表的韩国主流商业片依然保有优势,但创作同质化现象已趋明显。本文通过回顾韩国电影产业状况,聚焦分析重要创作现象,认为尽管韩国电影产业逐步从疫情重创中复苏回暖,实现了“量”的提增,但其创意挖掘、类型创新、结构调整等“质”的提升仍道阻且长。

韩国环境健康管理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保护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健康状况,倡导“推动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理念,是我国“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在立法上妥善保护公民的环境健康利益,需要展开深入研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环境健康管理进行单独立法的国家,韩国的《环境健康法》在环境健康管理立法方面具有代表性,其在风险预防原则和接触者中心原则的指导下,规定了针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制度、与环境相关的健康损害预防和管理,加强易感人群的环境健康权益保护等。我国在环境健康立法保护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应专门法规,坚持风险预防原则指导下的易感人群保护,“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效地探索中国环境健康管理的立法保护之路。

政策型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韩国经验的镜鉴与拓展

综观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大致可分为综合型、分散型、单行法立法模式。其中,政策型立法承继了综合型立法的“全面性”特征,兼具引导性和灵活性。韩国是政策型立法的典型,其以气候正义为导向、以协商治理为重点、以机构设置引导形成合力,呈现为“基本法+支撑性法+辅助性法”的体系化立法路径,可资镜鉴。立足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立法现状,宜从分散型立法转向政策型立法,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基本法,以参与正义融贯“平行式”的气候治理路径,以矫正正义弥合社会转型的能力差异,建构超越行政主导的主体建设二元模式,形塑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

韩国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

自1945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韩国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建构逐步展开,经历了探索、独立与成熟三个时期,并呈现以下特征:纵向法律体系层次分明,上下有机衔接;横向法律覆盖领域广,配套相互补充;立法更新与时俱进;具备职责明确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保教并重,推进一体化发展;专门经费立法,规范费用收支。鉴于以上经验,我国应加快立法步伐,尽早确立以《学前教育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正确运用政策与法律的互补谐变,完善法律横向配套衔接;健全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尤其应重视完善国家学前财政保障机制;注重保教一体化,关注托育服务立法。

韩国档案展览特色分析及启示——以韩国国家记录院、总统档案馆为例

档案展览是档案馆开发利用档案,实现档案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以韩国国家记录院、总统档案馆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分析韩国有关档案展览文献、政策法规及相关案例,归纳韩国档案展览工作特色,即坚持用户中心导向,联合多元主体,配合多种延伸型教育服务,多维度诠释展览内容。借鉴其成熟经验,可以从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多元主体参展办展、注重延伸展览内容、不断创新展览形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国内档案馆展览工作。

韩国对外传播的战略偏好、基本特征与效果评估

经过多年的经营,韩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表现出重视文化产品、企业品牌和统一政策的战略偏好,呈现出组织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传播对象定位上的精确性,以及善于利用名人效应来吸引国际社会高关注度等基本特征。这使得韩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持续改善,国际社会涉韩积极评价逐年增多,但也存在着传播内容比重失衡、易受政治问题干扰,以及传播效果地区差异明显等问题。中韩对外传播事业同为政府主导并直接参与,加之两国在历史文化上具有相似性且同属后发国家,因此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传播话语的转换以及传播受众的定位等方面,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韩国太空战略转向:态势、原因及影响

韩国太空战略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从技术突破为中心转向以实利为导向的基本态势。特别是自文在寅上任以来,军事太空、民事太空、太空科学三位一体的全方面综合太空应用战略倾向进一步显性化、明朗化。韩国太空战略转向背后的动力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基于技术发展规律的主观战略自以及对国际威望的追求。韩国太空战略转向全方位增强了其自身利益,强化了韩美太空军事合作,进一步凸显了朝韩安全困境,加剧了全球太空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