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研究(1941-1945)

1941年8月13日,在美英共同公布的《大西洋宪章》中确立了关于促进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的内容,韩国独立运动因之深受鼓舞。为此,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积极展开争取世界大国正式承认的外交活动。然而,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构建与朝鲜半岛的独立问题却被美国放置在了大国协调的框架下,使《大西洋宪章》中关于去殖民化原则的普适性遭到了弱化。但韩国临时政府对此缺乏清楚认识,导致其误判了战后远东的国际秩序。最终,《大西洋宪章》中的原则信条变为了《开罗宣言》中的托管安排,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国际承认的外交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 ,韩国临时政府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 ,其民族独立运动也在抗战这一大背景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李东宁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

上世纪初,韩国被日本吞并后,由韩国临时政府领导的抗日独立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以往学术界对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的研究比较多,但对韩国临时政府另一位领导人李东宁先生的研究比较少。本文着重是对李东宁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和阐述。

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

中韩建交以来,上海卢湾区马当路306弄4号原'大韩民国临地政府'旧址门前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自1993年旧址纪念馆开馆之日起,这里已先后接待了三位韩国总统、众多历届政要.民间团体和个人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加上其他国际友人,总数已超过20万人.曾几何时,这座往昔鲜为人知的普通民居,如今已被奉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之圣殿'(金泳三题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历史上韩国在中国境内建立流亡政府一事,在我国中学乃至大学历史教材中并无片纸只字,就连号称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不设条目,不置一词,以此之故国人知之甚少.

李东辉共产派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兴衰(1918~1923)

韩国临时政府总理李东辉的事业起点是1918年6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参与建立韩人社会党,该党后来与共产国际取得了直接联系,并得到了后者的巨额资助。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对遥远的上海有着直接的巨大的影响。但在韩国临时政府初期起主导作用的李东辉共产派并不受设在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待见。1921年5月,李东辉在上海改组韩人社会党,成立高丽共产党。与此同时,伊尔库茨克也成立了由朝鲜共产党改组而来的高丽共产党。双方在朝鲜国内均有支部。1922年共产国际主导促进两派联合失败后对韩国临时政府不再感兴趣,即使次年夏上海共产派实际控制了临时政府后还是未予认可。在朝鲜国内,1923年后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也取代了上海派,掌握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权。李东辉的上海派在国内外均遭受致命的打击,连带影响到它所参与的韩国独立运动遭到重大挫折。

重评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广东护法军政府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是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当时未能发生实际的政治和外交效应。但是，这一举动在中韩关系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倡导的扶助韩国民族独立复国的崇高精神在以后的中韩交流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广大，孙中山当年许下的一些诺言，也陆续为他的后继者不同程度地予以实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因，应从国际的、国内的以及韩国独立运动自身等多方面去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

迷失在与大国的盟友关系中——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韩国临时政府未获国际社会承认的原因

Various opinions exist on reasons leading to the failure of the Korean Temporary Government’s efforts to w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is article breaks out the limitation of isolated analysis and applie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look for the answer on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太平洋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争取美国承认所作的努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了韩美双方共同的敌人,韩国临时政府开始努力争取美国的承认。尽管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美国承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美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考虑以及临时政府内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美国始终不愿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论韩国临时政府在长沙的抗日复国斗争

抗战爆发之后,韩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底迁往长沙,虽然只在长沙度过了八个月时间,但它积极开展新闻宣传、爱国志士纪念活动、军事活动等一系列抗日复国斗争。尽管经历了金九遇刺的楠木厅事件,但韩国临时政府仍在长沙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韩国临时政府史料概述

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辗转26年，以开展反日复国独立运动为主旨，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情与支持的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于1919年4月成立于上海，1932年后辗转于杭州、嘉兴、镇江、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迁徙长沙、广州、柳州。1939年3月由柳州迁重庆綦江县，次年9月，复迁重庆市区办公，直至抗战胜利回国。

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创立及其外交活动

1910年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韩国爱国人士于1919年初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积极开展以外交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抗日复国斗争。通过参与有关国际会议及发展同大国关系,力图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情和支持。尽管有关外交努力成果有限,甚至遭到了失败,但其在韩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

5月底,在中韩建交5周年前夕,来自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等单位和全国名遗址管理处、博物馆的有关专家、学者聚会上海市档案馆,就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与会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韩国临时政府有较深的历史关系。当年中共中央在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后,不仅大幅度地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也开始调整与包括韩国临时政府在内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关系,以结成东方各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重庆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以大量的篇幅直接报道了韩国临时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活动,据不完全的统计有近30篇,间接的报道和文章多达数百篇,内容涉及该政府发表的宣言、文告,韩国临时议政院、政府、光复军及各党派重要活动的报道,韩国临时政府要人、光复军将领、各党派政治家的谈话和文章等。这些报道和文章向全国人民正确而及时地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中国抗战中不断壮大的历程,由于是出于中共党报的宣传,更增加了在中国一般民众中的说服力。因此,不仅推动了韩国独立运动的高涨和发展。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论述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保障战后韩国独立为主要目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文章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美、英、苏等同盟国开展的外交活动,并对其外交失败原因进行了总结。

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外长赵素昂

赵素昂是近代韩国坚定的爱国者、革命家,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著名的外交家。他在重庆时期主持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时,对象和范围都有所扩大。他发表各种声明和谈话,争取同盟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争取战后韩国的自主独立。但韩国临时政府内政的不协调和内部不团结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赵素昂宣传抗日复国、为努力改善韩国临时政府国际形象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论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复国运动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后,以光复祖国为主要目标,为此采取了多种手段。以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投弹事件为标志,此后临时政府以武装斗争为复国的主要手段。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培训了大量军事干部,并先后组建了义勇队和光复军。义勇队和光复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韩国临时政府也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培养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为武装复国准备了必要条件。

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军事活动

在中国境内坚持抗日独立运动的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迎来了它最辉煌的历史阶段。其中,主要体现在军事活动方面,即创立了韩国光复军。韩国光复军作为临时政府的国军,从1940年创立之时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在中国境内及印缅战区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抗日武装斗争。中国国民政府在光复军的创设、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临时政府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及援助。抗战胜利后,光复军遭到韩国临时政府同样的境遇,应美国的要求,不得已在中国境内就地解散,光复队员们以个人名义归国。

我所知道的韩国临时政府

1999年:重聚上海1999年4月13日,我应邀出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午10时,在上海市马当路普庆里4号原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举行纪念仪式,由北京专程来沪的韩国大使权丙铉亲自主持。笔者和另一位顾方济先生(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作为特邀嘉宾,和韩方特地来沪的文化团体首席代表、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华,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李元淳,文化学堂堂主、文学博士朴永锡,汉城独立纪念馆展示部部长、研究员赵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