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肩而过的对话——鲁迅和布莱希特对梅兰芳莫斯科之行及其戏剧表演解读的对比分析

1935年初梅兰芳的莫斯科之行及其京剧表演,引发了鲁迅和布莱希特两位中西现代文化名人的不同反应。鲁迅的态度是冷淡的,评价也基本是否定的,而布莱希特的态度却极为热烈,评价也甚是积极。鲁迅的反应有其个人经验的影响,但更多五四精神启蒙文化立场的内在规约,布莱希特的反应有陌生化审视所生发的原因,但其现代实验戏剧探索的先在思考却无疑是更为内在的推动。两个人不同的反应,是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但也典型而生动地印证了接受美学所提倡的创造性接受的理念。

布莱希特戏剧符号学美学在中国的接受

布莱希特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建构了以“间离效果”为核心的叙事剧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戏剧符号学美学研究。其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初步引介、深入探讨和反思研究等多个阶段,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文艺本体论热”“结构符号研究热”等理论思潮,极大促进了中国戏剧界的形式理论创新及其创作,并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批判资源。

文化接受中有选择的认同——从布莱希特所译的白居易的四首诗谈起

布莱希特所译的白居易的四首诗与原诗相比主题思想并不完全对等 ,导致此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译诗作者与原诗作者文化背景的差异。译诗作者布莱希特在接受中国文化时摒除了其消极保守的部分 ,而只对其与西方文化有着相似之处的积极进取的一面作了有选择的认同。

从“误读”走向创新——以接受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接受美学理论视野下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鲜见于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在国内学界,布莱希特"误读"京剧,或者布莱希特是实用主义,此等论调未免缺乏理论的中气。本文试从接受美学理论角度阐明布莱希特对京剧既是"误读"也非"误读",表明其用创新之举完善了自己的"叙事剧"理论。

“三个伽利略”:布莱希特《伽利略传》的历史化特征与当代变体

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曾经出现三部不朽的哲理戏剧名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和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从 1938 年首次完成于丹麦直到今天,世界戏剧舞台对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的继承与变体从未停歇。本文将选择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伽利略形象,结合戏剧理论、戏剧史、剧场美学、接受理论等方法,讨论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历史化特征及其流转和接受。

他山之石:论布莱希特对20世纪下半叶英国戏剧的冲击与启示

布莱希特对20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戏剧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带来新的实践方法和理念,启发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文化一政治行动。在转化布莱希特戏剧理念和方法的过程中,英国戏剧实践者发现了英国剧院体制和戏剧生产模式所固有的局限,并对其做出了回应和理论反思。这是布莱希特接受史中的一笔重要遗产,有助于我们在文化生产的场域中审视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

困境与突围:韩国文学的中文译介、传播与接受

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并从困境中实现了突围,摆脱了“通俗化”的固有标签,中国读者的审美也随之发生改变。本文旨在梳理以小说为代表的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状况,通过读者视域管窥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解读和接受,以期促进中韩文学文化交流,推动东亚文学交流新场域的构建。

《道德经》搭载国家话语在韩国传播与接受研究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道德经》,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图书为例,通过检索分析图书数据,以小见大,分析2013年到2022年间《道德经》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从“讲好中国故事”角度出发,探讨在国家政策影响下,如何更好推动《道德经》走出去,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情况,为进一步推动《道德经》在韩传播提供参考。

李白文化的东亚传播与接受——以韩国汉诗文献为中心

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李白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诗仙不只有诗作的巧夺天工,更有着璀璨炫目的灵魂与思想。从盛唐时期开始,同处于东亚板块的以韩国文人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即深受李白文学创作的影响。李白至情至性,他的疏狂,他的醉吟,他五岳寻仙的飘逸都广为东亚韩国仕子们所推崇接受。同时,以崎岖的“蜀道”意象为代表的对命运险阻的抒情慨叹,以及其所蕴含的对生命的哲学化审思———“四十九年非”,亦成为被追捧的固定抒情范式广为流传。以韩国汉诗文献为中心展开研究,能充分揭示李白文化对东亚文化圈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与巨大贡献。

试析黄佐临对布莱希特戏剧及其理论的传播与接受

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在我国传播与接受与黄佐临的提倡有很大关联。1962年黄佐临介绍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文章《漫谈"戏剧观"》发表后,引起反响并在新时期被重新解读和编码引起热烈讨论。佐临对布莱希特戏剧及其理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由执导布氏剧作、阐释其戏剧理论,到受到启发提出了"写意戏剧观"的过程,与意识形态、时代背景和个人审美等均有密切关联,其根本目的在于"为我所用",打破斯坦尼戏剧表演方法,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中汲取营养,为戏剧注入新的观念。

论中国观众对韩国电视剧接受与审美愉悦性

韩国电视剧在中国掀起收视热潮,作者试以儒家文化为共同的心理契机,以尧斯的接受美学阐释对其接受;用韩国电视剧中的审美愉悦性阐释对其喜爱;并以韩国电视剧反思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取向。

简论韩国古代诗话对苏轼的接受

苏轼是对韩国汉诗影响深远的诗人。高丽、朝鲜时代的韩国诗话对苏轼的接受全面而深入,包括对其文艺观念,文学渊源、学习态度及文学史地位,作品风骨及意格,诗歌作法,生平际遇及轶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对苏轼的接受中,韩国诗话的观照视野受到儒家文化、中国诗话及中国诗坛风气的影响,且处处以苏轼为参照系考察韩国汉诗,呈现出主体性及开放性。

一部杜诗研究的开疆拓土之作——读沈文凡先生《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有感

沈文凡先生的《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是一部搜罗宏富、功底扎实且富有开创性、奠基性的高质量专著,为杜诗乃至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方法和领域,在杜诗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可谓“功在先圣,惠及后学”,古代文学研究者当会从中获得许多启迪。

跨媒介接受与民族化改造——论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为最受韩国读者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首先,余华作品在接受进程中不仅数量较多、重点突出,而且也明显地受到欧美文学界对余华接受的影响和制约;其次,借助文学文本的跨媒介改编,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读者群中的认同度与影响力获得提升的同时,亦渗透了韩国读者自己的民族文化期许,寄寓着他们的民族心理结构。当然,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接受,也存在着诸如难以摆脱西方影响、翻译质量不高等问题,这既是余华在韩国接受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在韩国接受过程中存在的整体性问题。

中国影视作品在韩国传播与接受情况研究--以大田市部分大学师生及其家人亲属调研访谈为例

中国和韩国是近邻,历史文化渊源关系密切。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韩国接受的中国影视作品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建交以来,中韩相互间的影视交流全面提升,大陆影视作品进入韩国的数量明显增加,影响也日渐扩大。2016年10月,笔者设计了一张有12个问题的简要调查问卷：一、您的年龄：（1）18~25;（2）26~35;（3）36~45;（4）46岁及以上。二、您的性别。三、您的身份：（1）中学生;（2）大学生;（3）教师;

韩国电影定位:类型归属与接受环境

马克·贾柯维奇阐释过，类型（电影）归属产生的争议更多地揭示出关于社会身份是如何通过运用文化差异而建构的。如他所述，“类型定义的产生方式主要来自于制作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对这些电影的理解，而非电影本身的特性”（贾柯维奇2001：33—4）。不仅如此。

韩国对“苦难”母题的接受特点——以余华《活着》为中心的考察

余华无疑是最受韩国读者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活着》是在1990年代中韩政治文化交流重新展开的背景下传入韩国的。显然,余华在韩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不仅有许多外在原因,其小说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关键。余华小说更加符合韩国读者对苦难母题的期待视野。本文以余华小说《活着》为中心,试图探讨对韩国人而言,在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等侧面,“苦难”意味着什么,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试图解析余华作品在韩国的解读及其影响。

韩国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历史

历代韩国汉文学的形式与内容，都跟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古朝鲜时代的乐府诗，三国时代的五言古诗，统一新罗时代的近体律诗和骈俪文，高丽时代的贯道与载道古文，近世朝鲜时代的性理学与实学思潮的文学等，都是韩国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具体体现。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韩国人对于先进文化具有较强的向往心，并且在接受过程中，能够采用选择、取舍的眼光加以融合、创新，显示了韩民族的自主精神与创造能力。

鲁迅在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接受方式——以李泳禧为中心

韩国学者朴宰雨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中曾指出，鲁迅是上世纪后半期韩国社会变革运动的思想资源之一，并将李泳禧作为变革运动中受鲁迅影响的“先觉进步知识分子”和“思想导师”的代表进行了重点论述。在探讨李泳禧对鲁迅的接受所产生的正、负面效果时，朴宰雨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那就是他认为李泳禧的早期评论集《转换时代的论理》和《与8亿人的对话：

布莱希特在拉美戏剧的接受

探讨布莱希特在拉丁美洲的接受问题,其实也就是探讨拉美的现代戏剧本身。因为对于这个大陆具有代表性的戏剧工作者和戏剧团体而言,布莱希特可以说是他们共通的出发点。那么,布莱希特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成为了他们的出发点呢？每个人、每个团体对于布莱希特的接受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