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韩国境内相继出土了新罗、百济时期记有"椋"字的木简。从木简内容看,"椋"是与粮食、物品储存有关的仓库系统,有仲椋、下椋之分。"椋"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从带有""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椋"在中国现存的传世文献中,未见有仓库之义,而它从木京声,从词源、词义上与表仓廩之意的"京"同源;从建筑形制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这与椋的建筑形制相合。在4世纪末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中原汉人的壁画墓中,出现了储存食物的"京屋";在5世纪初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椋"这样的涵义及建筑形制经由百济流传至日本列岛。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鲜半岛的仓库制度与中国的仓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汉四郡以来中国简牍文化向朝鲜半岛辐射,百济和孙吴、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韩国木简在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中介作用。

韩国木简《论语》觚考论

韩国木简《论语》觚现能够确认的有三枚,时间跨度为公元4至7世纪,介于古代中国出土文献白文《论语》和日本《论语》木简之间,填补了《论语》学术传播的空白。凤凰洞和桂阳山城《论语》觚为白文《论语·公冶长》的部分章句,但简本章句与传世文献章句不完全相同,据今本复原《论语》觚存在风险。凤凰洞木觚刮削痕迹明显,是旧觚的重复利用。两枚觚字迹书写较流畅,但无秀美感,草化明显。从规范性来看,均不是用于教材或识读课本的木觚章,可视为论语习书觚。扶余双北里《论语》觚是《论语·学而》部分章句,书写秀丽、疏阔,有明显的韩式断句空白,题头有“卷一”字样,可以视为“论语学书觚”。

韩国木简的考古发掘与整理研究

东亚出现文字以来,将木头作为书写材料的传统起源于中国。根据资料分析,这种传统从中国起源后经过韩国传入日本。在纸张传播滞后的韩国和日本,使用木简记录文字比中国多延续数百年。韩国大部分木简是在考古发掘古代和中世纪庆州、扶余都城中心区域的遗址中偶然出土的,数量仅1590余件。遗址中出土的木简大部分是在汉四郡时期中国制作的,以及到6世纪后期~7世纪前期三国时期的百济和新罗木简、8世纪时统一新罗的木简。此外,被发现的还有新安船和泰安船出水的高丽时期木简和15世纪漕运船形制的朝鲜时期的木简。韩国木简的内容涵盖了户籍、量田、度量衡、物资运输、地方行政体系、文书行政、都城内外的空间结构和景观等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韩国木简在古代东亚历史上的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理解和解释古代东亚地区的木简文化,韩国木简文化的性质和地位在证明中国简牍文化经过韩国传入日本这一过程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为了探讨韩、中、日三国木简资料的异同,了解东亚地区木简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首先要对各国木简的古代名称、分类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是各国研究者进行沟通的前提。

韩国出土木简概略——尹在硕教授《韩国出土木简的形制及其内容》概要

韩国尹在硕教授的《韩国出土木简的形制及其内容》一文,对朝鲜半岛出土的木简的形制、书体、内容及用途做了介绍,并把其同日本和中国的木简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不仅对朝鲜半岛的古代史研究,而且对研究形成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中国、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

出土文字资料与东亚古代史研究——以中日韩三国古代木简为例

公元前108年以后,汉王朝先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四郡,即乐浪、真蕃、玄菟、临屯,中国的文物制度更多地传入朝鲜半岛,并经由半岛传入日本。中国的汉字文化是通过不同的载体传播的,除写在铜镜、铁制刀剑上的铭文外,还可以推测到通过简牍的汉字传播。朝鲜半岛和日本之所以能够积极地引进中国的汉字文化,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的汉字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汉字文化实际上包括成熟的汉字、成熟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以及成熟的书体。所谓汉字的东传也可以理解成是与汉字有关的成套技术的东传。本文介绍和分析中、日、朝鲜半岛古代木简的发掘及其各自的特点。

王京遗墨:韩国出土雁鸭池木简书风刍论

韩国木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发掘,21世纪后数量逐渐增多,至今已有1590余枚。2004年韩国国立昌原文化财研究所发行《韩国古代木简》,开始对出土的木简进行收集并予研究,随着木简不断被发现、研究细化深入。

百济地方行政体制初探:以出土资料为中心

《周书》《三国史记》等传统文献记载百济在都城实行"部巷制"、地方社会实行"方郡制",即"五部五方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韩国陆续出土了百济木简,简文中除了与传统文献所载的都城五部相对应的"中卩""下卩""前卩""上部""后部"外,还有"西部""六部五方"等。伏岩里、官北里木简、井邑古阜邑城出土的铭文瓦显示,百济不仅在都城内,而且在地方社会重要的城内也实行"部巷制"。百济的"部巷制"糅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管理部族民众的"部"以及中国王朝城市中相对封闭的建筑形式"巷"。地方社会非城市区域实行"方郡制",以"城一村"编制管理民众。

从韩国出土木简看东亚世界论--以《论语》木简为中心

关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的内在动力,日本学者西岛定生等提出了以中国大陆王朝为中心、以册封和朝贡为纽带的"东亚世界论"学说。但从远离中国、偏居一隅的新罗最早从高句丽获得的汉字乃至儒家文化来看,"东亚世界"并不是完全基于中国大陆自上而下的册封和朝贡而实现的。隋唐以前,日本接受中国的汉字和儒家文化源自与百济等朝鲜半岛国家的交流。通过对韩国出土的《论语》木简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汉字和儒家文化在流播域外的过程中已发生了衍变,在被打上朝鲜半岛的烙印之后又传入日本列岛,进而在形态和内涵上具有了日本列岛的特色。

中、韓出土“貸食”簡研究

1996年在長沙走馬樓出土了數量衆多的公元3世紀前期的"貸食"竹簡,2008年在韓國扶餘地區出土了公元7世紀初百濟"佐官貸食記"木簡。二者在形制、内容、字形等方面,既有不同,又有聯繫。傳世文獻和簡牘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鮮半島百濟的貸食制度與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貸食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與百濟和東晉南北朝各代政權的友好交流密切相關。

第二届中日韩出土简牍研究国际论坛述要

2023年10月20-23日,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日本木简学会、韩国木简学会、韩国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日韩出土简牌研究国际论坛”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会。兹将会议内容择要综述如下。

出土材料所见百济职官制度

出土百济木简中记录有德率等职官名,与《周书》所载百济职官名相对应。木简中的佐官等能补文献百济职官之缺。百济职官制度中的官品、服绶制度以及部分官名受到了中国王朝官僚体制的影响。百济木简中的道使、小使的出现,表明与同一时期的高句丽职官制度有着紧密联系。而以德结尾的官名,并不能确定是否从中国王朝借入,也与高句丽以"加"、新罗以"飡"为结尾的官名不同,而是自带百济的特点。在与倭国的交往中,百济采用的是国内自身的职官系统;而在与中国王朝的遣使中,特意采用了中国王朝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