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艰难起步,在真实性问题讨论与争鸣、革命领袖传记与革命回忆录研究、英雄传记与其它传记的评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成就较为突出,其中革命回忆录研究业已形成独特的研究格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50年代《武训传》的讨论与粗暴批判,60年代《刘志丹》大冤案,而留下惨痛教训。

20世纪50—60年代外销绒织物设计特征探微

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丝绸新品种、新花样开发设计的高峰时期之一,外销绒织物设计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以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刊印的《新品种》系列丝绸样本为基本线索,围绕不同类型绒织物的设计观念、设计方法、工艺特征等展开探索和研究。着重对经起绒织物、纬起绒织物、素绒织物上的印花、雕绒及静电植绒织物的经典样本进行起绒工艺、纹样设计、艺术特征的分析,探讨此时期绒织物发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高校教育系科调整的回顾与反思

高校教育系科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造旧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是高等师范院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高校教育系科调整主要经历了初步调整、全面布局、重构发展和独立探索四个阶段。此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新教育、提高教师的整体质量,由于受到苏联师范院校改革经验以及重新确定学科职能因素的影响,教育系科的发展模式、分布结构、职能规定和专业设置都发生了重大调整。此次调整不仅整合了教育系科发展的现有资源,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系科的发展基础,同时也形塑了当今教育系科资源的学校区域和结构上的差异性。吸取20世纪50年代系科调整的经验,高校教育系科调整应由政府主导,联系学校和地方实际需要,注重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分布结构的规划,同时全面考虑职能定位、科学规范设置专业,以及重视系科建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与媒介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前承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转折,后启60年代文学的兴盛。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20世纪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做文学的断裂。

论20世纪40、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原因——兼论中国现代作家后期创作现象

文章论析了从 2 0世纪 4 0年代到 5 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复杂原因。认为从30年代到 4 0年代的文学就逐渐开始了文学形态的某些转变 ,并影响着后一时期的转型 ;从 4 0年代开始 ,现代文学整体上呈现出艺术上的滑坡趋势。这种转型与滑坡现象的原因 ,除了社会环境的外部制约外 。

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新法接生”——记录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新法接生"既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生育技术改革运动的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与文化内涵。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落后的接生方法及其背后所运行的传统生命观念,记录了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民族国家对生命权力、生育习俗、妇女身体、家庭伦理关系的改造,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再造。作家们围绕"新法接生"还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女性——产婆/接生员形象序列,在中国职业女性形象史上留下特别的印记。

20世纪50年代话剧文学中的工人叙事

20世纪50年代,关于工业生产的叙事话语占据了话剧文学叙述的中心位置,并延伸和拓展成为一种文学潮流和文学现象。这些工业题材话剧文本的叙事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某种工业化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与阐释之中,而是通过对具体工人形象的塑造及对其生产生活的叙述来呈现所要表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其中,一是话剧文本中形成一种普泛性的集体规约和叙事成规:对主人身份的认同在叙事话语上通常首先指向的不是现实的幸福而是历史的悲苦,通过对个体历史创伤记忆的讲述和个人悲惨经历的诉苦,在新旧对比中来认同现在自己主人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角色。二是逐渐形成一种集体共识和主流叙事模式:即工人通过积极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和进行技术革新来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实践进程中。三是国家所发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实践方案诱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无限遐想,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成为国家和民众的一致诉求。

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书写

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是第一批以西方城市为书写背景或表现对象的华文文学,其中的西方城市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并且充满华人移民对西方城市的消极体验,这与8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文学形成微妙的呼应,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叙事被消解,代之以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美国城市成为华文作家民族性与西方城市现代性斗争和博弈的场所,其结果是,华文作家以强大的民族性对西方城市现代性进行了挤压和驱逐,致使其文学书写中对西方现代性的集体去魅。

20世纪50-80年代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的范式特征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丝绸产品为助力国内经济复苏和出口贸易创汇做出了贡献,随着技术、工艺、纤维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计生产了大批用于内销和外销丝绸新花色、新品种。此研究以范式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当时重要的丝绸品种之一——织锦缎为主要对象,从图像学、文献学等角度,分析、探讨了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观念、方式的演变过程,设计范式的转换途径及相异模式,同时也阐释了丝绸设计范式发展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现代丝绸设计范式的发展与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学场域中的五四传统改造问题——以数种台湾文学期刊为考察中心

1949年,在国共内战与形成中的世界性冷战架构下,台湾思想文化界开始笼罩在“反共抗俄”的政治鼓吹之中。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台湾左翼文学等进步思想文化惨遭压制和消灭,其他只要是留在大陆的新文学作家,一律被视为“附匪、陷匪”,其作品也不得在台湾公开传播。因此,有学者感慨五四传统在台湾是一个没有作家、作品而运转的“空壳”,“到五十年代初期,五四的文学传统基本上已在台湾断绝了”①。在以往文学史书写的既定结论中,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坛是文化荒漠,人文失落、经典丧失的文化中空地带。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力图打破这一刻板印象,着力从一批迁台文人身上探究五四文学传统的隔海继承问题。

论作为传播媒介的20世纪50到60年代文学期刊

20世纪50到60年代的文学期刊被纳入国家集中、统一、有序、规范的管理格局中,形成从全国到地方的等级关系。文学期刊曾采取变革措施,追寻自己的特色,取得一定成绩。应客观、整体、辩证地看待此期间文学期刊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对文学有主体性建构作用,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认同,因片面地发挥政治功用而走向衰竭,在同一和规范中也隐含多种可能性。

20世纪50年代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冲突及政策因应

20世纪50年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后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凸显,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成长、家庭生活乃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采取合理安排与使用妇女劳动力、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动员妇女退职回家等措施予以应对,从而缓和了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解放理论,但同时也存在某些政策预期与执行效果落差较大、家庭领域男女平等落实不力等种种缺憾。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这些探索与实践,为妇女普遍社会参与的当下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促进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关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米尔格兰姆的启示

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20世纪50年代战争文学中英雄人物的浪漫抒写

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审美标准规范下,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普遍具有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在审视那段文学历史时却惊奇地发现,当时的文学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这种浪漫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英雄们总是被塑造成智勇双全、能文善武的"超人",他们都有着在战争中传奇式的冒险经历,大都有一段体现"革命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且通常采用现代版的"英雄美人"叙事模式。

论“人民英雄”形象对儒家传统的变异性继承——以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文本分析为中心

"人民英雄"形象是20世纪50-70年代社会精神特质和道德要求的凝缩体现。它所包含的"无私"特质、对"立功"的要求、积极乐观的信念以及"人民"加"英雄"的结构模式,都与儒家传统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从文学文本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分析出发,通过对"人民英雄"特质的探讨,揭示50-70年代社会对儒家传统的变异性继承,并勾勒出它与儒家传统社会的联结,打破它们之间断裂的固有成见,可以丰富对这一时期社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