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华先生对国外南海文献的运用及其贡献——谨以此文纪念韩振华先生百年诞辰

著名的南海史地专家韩振华先生在南海疆域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方法,成为后来中国学者研究南海问题的重要范式,即在熟练掌握南海中文文献基础上,融汇国外南海文献,准确把握研究尺度。以某些南海事件为突破点,辐辏档案、报刊和地图等资料从不同维度探索问题,能看清相关方地缘政治目的、南海立场的演变过程及影响。在构建中国南海治理体系过程中,回顾韩振华等学者对国外南海文献的运用及贡献,必定有益于南海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韩振华对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的重要贡献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越南等部分南海周边国家与美、英等域外大国频繁挑衅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为维护国家主权,韩振华、曾昭璇、陈史坚等学者多次实地调研、撰书立说,为南海史地研究奠定了坚定的基础。韩振华是中国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韩振华及其团队(主要包括林金枝和吴凤斌等)长期从事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贡献,对南海诸岛维权起到了重要作用(韩振华等,1979a;1979b)。

韩振华教授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韩振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外关系史专家,在中国海外交通史、我国南海主权以及华侨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同时他还为培养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人才做了大量工作,为壮大科研队伍作出重要贡献。

韩振华: 《更路簿》研究的奠基人、先行者

20世纪70年代初,海南岛渔民独创的航海指南被“发现”。随后,韩振华先生率领他的团队到海南岛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经过他及其团队整理和校勘的四种抄本被命名为《更路簿》并被刊发,开启了《更路簿》研究的先河。韩振华先生不仅是《更路簿》研究的奠基人,还是该研究的先行者,由他及其团队开拓的《更路簿》研究至今硕果累累,为南海维权提供了牢靠的证据。2021年,韩先生诞辰100周年,敬以此文为献。

近代厦门—南洋航线的客轮营运——从韩振华先生的古代南海贸易研究谈起

韩振华曾指出古代南海交通贸易中出现的复杂的雇佣关系,这在近代时期也有所体现。客轮航运作为近代南海航运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的特征也广泛存在于中国南洋航运之中。厦门—南洋航线具有中国近代远洋航运业的一些基础特质。这包括外籍轮船公司比例大、客轮票价畸高、准点率差等多种负面特征。这是监管失职和近代南海交通中西方殖民统治者占据话语权的体现。

韩振华教授与《更路簿》研究

韩振华教授是我国《更路簿》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关于《更路簿》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为《更路簿》正名,用新方法留存珍贵史料;发掘《更路簿》对维护我国南海主权的价值。

当“汉学”被缀以“主义”:汉学主义笔谈

"汉学",意指海外各国学者对中国所做的研究,从其历史发展看,历经了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延伸路线。最初东亚等邻国对中国知识的引介与研究,因其初意即怀有向中国学习的目标,可视之为一种"意内"之学;西方诸国对中国的探索始于16世纪末,因西人的最初来华并非为向中国学习,而有其他目的,然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故也可称为是"意外"之学。尽管后来的发展并非尽如上述,并且均会在研究中携入汉学家自身的文化视野、话语方式、使用目标等,但只要是在汉学的范围内,无论是引介、研究、交流与对话等,都可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在"汉学"后添入"主义"一词,是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创见,类同于在"东方(学)"之后加一"主义"的尾缀之后,遂将自然而然的知识进程提炼、反观为一种"问题式"考量的对象。在汉学主义的定位中,汉学被看作是一种有问题的学问,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汉学本身,当其自我为尊时,便成了"主义",二是汉学的受体,即当汉学成为中国学人热衷或效仿的对象时,也会疑似固化为了一种"主义"。但由于词语本身的模糊性,也会导致一种更为泛化的指涉,即将整个汉学及其研究在概约化之后拢入"主义"的范畴,这在一般的读解中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敏感的读者还能在这一赋名中体察到一丝藐视、讽喻的意味,从而清楚地表明汉学主义的言说主要秉持的是一种唱衰论的基调。而无论对之做怎样的理解,从起因上来看,赋名本身都多少会与文化抵御的意识密切相关,即首先源自于主体性失位的焦虑,进而以一种"他我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明确地将他者的介入及对之的接受看做是对文化本位性的消解。既然如此,即便是从学理上看,这一概念所牵涉的问题也就颇为广泛了,比如我们是否可以笼统地言说"汉学",还是需要将整体的汉学加以分类或分疏,以便清晰地去辨认哪些是具有主体压抑性的而哪些则不是;对汉学的接受在什么程度上是良性的,或在什么情况下变成了拙劣的模仿;汉学的强盛是否会对中国研究构成威胁,抑或主要是一种积极与有益的建设性力量;汉学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影响究竟有多大,是随便说说的呢,还是真的能够给出一些可信的事例或将这种影响加以量化式的分析;汉学与本土之学之间是否可以按照"他我"论的二元思维加以明晰的驳分,以至于分辨出哪些是主体原有的哪些是他者的;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究竟是承认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的一种互系与互构的关系,还是将之看作是沿单向度通道传播的;进而,在一种全球知识日渐交融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可能有效地界定出一个假象性的知识主体?由上而知,这些疑虑均非可用"主义"一词便轻松地打发的,而是需要在更为深化的思考与对话中再做澄清。正是基于此,一直以来关注与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三位学者希望借助这一栏目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韩振华的论述以质疑为起点,在追溯了作为思维方式的汉学主义形成的过程之后,以为在当前的语境中,汉学主义的设论其实已与国内学者的意识与实践均相去甚远,难免有捕风捉影之嫌。就理论上推敲,由于汉学主义的持论者陷入的是一种差异性的迷思,因此也易就此而取消了不同民族之间通约性的可能,从而将交流与互构置于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任增强的论述在视角上有所不同,虽然他不全然同意汉学主义的主张,但还是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前后学者之间的一些思想变化,尤其是通过关注后期持论者的身份特征,发现这一观念提出的文化与知识背景,感受到他我论思维实际上源自于必不可免的语境,从而主张以理解的同情去把握论者寄予其中的一些深意,此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的展开或将是有所利好的。王兵的论述,质疑了汉学主义持论中的"文化无意识"偏见,而将重点置于"当中国遇上了西方"时应当如何采取正当的对策——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案上,因此更像是沿着汉学主义提出的问题,而试图寻求一种凌越其上的路径,并为此而提出了三点自己的建议。其中如正视差异,有缝对接等看法,不仅肯定了知识身份的主位性意义,而且也冀望能以宽怀的襟抱去接受对方,融通中西。总体来看,三位学者的意见尽管各持一端,又都围绕着共同的议题而形成了一种交叉中的共振,使我们可以从多个侧面去审视与思考汉学主义的症结与得失,他们的许多见地也大大超出了我本人原有的思考范畴,甚可细加咀嚼。在目前国内学术界日益陷入实证主义式的、以自我划界的沉闷氛围中,这样的讨论甚至是交锋,不啻令人如遇清风,胸塞顿开。是为之引。

《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

一、《更路簿》研究现状评述20世纪70年代,随着韩振华先生率领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更路簿》并于80年代公诸于世,《更路簿》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学术界对《更路簿》的研究随之展开。在过去40多年中,《更路簿》虽被人们时常提及,但围绕它的研究却是不温不火。在此期间,一些专题性研究和相关成果相继问世,其中尤以韩振华、刘南威、曾昭璇以及海南郑庆杨先生着力最多。除此之外,学术界对《更路簿》的研究鲜有问津,偶有所及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也未能超出上述学者们的研究结论。

南海研究的经纬脉络(七)

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为南海历史研究持续注入活力,使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这种研究还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乃至学者鲜明的思想烙印。我们从德业双馨方面来缅怀先贤,以获得不断前行的学术动力和研究启示,是必要的。以韩振华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所从事的南洋交通、南海历史、华人华侨史等领域的研究,是建立在深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并出版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韩振华先生作为我国南海史地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在20世纪70至9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郑成功父子时代与东南亚华侨

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亚洲史上也是有名的历史人物、当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之际,笔者撰写《郑成功父子时代与日本华侨》一文后,深感到还须撰写《郑成功父子时代与东南亚华侨》一文,才能保持其历史的完整性,不损于郑氏父子与华侨之间固有的历史光辉、郑氏父子时代与东南亚华侨之间的关系实有深入探索的必要。为此,本文拟从四个方面作一肤浅探讨,冀能得玉、在撰写本文中,韩振华教授提供有关资料并以指导。

试论1740年“红溪惨案”的原因

1740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的雅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称巴达维亚)对华人进行过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暴行持续一周,万余华人在公司屠刀下丧生,华人鲜血染红了雅加达河,史称“红溪惨案”。关于东印度公司(以下均简称公司)屠杀华人的原因,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众说纷纭;或为殖民者开脱罪责,或为表面之说,或为片面之谈。韩振华教授在《南洋问题》(1983年第1期)发表的《1740年“红溪事件”原因诸说评述》一文,已对各说逐一评述。A.R.T.克玛森(Kemasang)

黄支国新考

《汉书·地理志》最末一段文字是有关西汉时期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献,自德国学者赫尔曼(A.Herrmann)、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以来,考释这段文献的中外学者很多。相关各地的考证以其中的"黄支(国)"一地最为关键。

郑和下西洋南海、爪哇海与泰国湾航路考

记载郑和下西洋航路的资料,主要有《郑和航海图》(以下《航海图》)、《前闻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其中《航海图》最重要,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也很重要。

学术交流动态

澳大利亚学者王庚武教授到厦门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王庚武教授于1984年12月22日至1985年1月3日到厦门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王庚武教授在厦门大学向南洋研究所、历史系和海外函授学院等单位人员介绍了东南亚和澳洲学者研究东南亚的状况和动态,作了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类型》的专题报告,报告中对中国人移民方式的四种类型。

我院组织2019级定向培养士官入伍阅兵暨出征仪式

本刊讯12月22日,我院在操场举行2019级定向培养士官入伍阅兵暨出征仪式。火箭军士官学校副校长王铭涛大校、青州市人民武装部部长许兴春海军上校,学院副院长王金明、纪委书记那菊华、副院长韩振华参加仪式,相关职能部门、院系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四十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名单

为全面负责校庆四十周年的各项活动,学校正式成立了四十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成员如下: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李金明、廖大珂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的海外贸易，历史悠久，是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一书，对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变化，海外贸...

尊重与创新,让设计赋予城市更多的想象

60多年的风雨历程,60多年的锐意进取,60多年的春华秋实,让设计在不断读解城市文脉的历程中,融入了西方古典建筑文化之精髓,造就出一种共通的建筑语言,这是对华商最好的注解。正如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建筑院院长韩振华先生所言:"在尊重与创新基础上,华商将世界文化引入城市区域,建构一个多元的、混合的、开放的栖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