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与桐城派的韩愈古文研究

在韩愈古文研究史中,桐城派理所当然算得上是个重镇,自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学术祈向开始,韩文就被确立为该派古文典范。至殿军马其昶,曾于光绪二十年至三十三年(1894~1907)倾力评注韩文,后在其孙马茂元整理下,成《韩昌黎文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一书,以完成先祖未尽之事业。(1)马其昶意欲为韩集作注,故此书文字校勘功夫最深;同时也征引诸家之说注释字义及典章名物等。

谈韩愈散文的讽刺艺术

韩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特别是他的散文创作尤为突出,对后世影响极大。现存的韩愈散文,有杂著、书、启、序文、祭文、表状、哀辞等各种体裁,计331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表现出巨大的艺术创造力。而其独特的讽刺艺术,更值得我们探索与发掘。概言之,其主要表现手法有对比讽刺法,曲折讽刺法和幽默讽刺法。

浅谈韩愈散文的曲折美

众所周知,韩愈的散文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错综见意,吞吐往复,参差离合,曲折生姿。探讨一下它的曲折美,对我们今天的散文写作是不无借鉴意义的。深微屈曲高情远韵刘大櫆说:“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按:《送董邵南序》)及《送王含序》,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47页)

随物赋形 各肖其人——简论韩愈碑志散文的思想与艺术

韩愈所写的碑志现存七十五篇,占其全部散文四分之一左右。它们不仅具有史传价值,是研究中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韩愈本人思想的珍贵材料,同时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篇篇读来,独具风韵。正如近人钱基博所说“随物赋形,各肖其人”。其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故牒”与“谨牒”说起——学习韩愈对公文写作的严肃态度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在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有不少时间是从事秘书工作的;曾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知制诰、中书舍人,侍郎等职.其中,象知制诰、中书舍人,侍郎等是专门给皇帝或其他行政长官起草公文或辅佐他们处理政务,属于比较典型的高级秘书.在任职期间,他曾写过大量的不同体裁的公文,无论是叙事还是论理,都措词准确、逻辑严谨、富有说服力,有一些还成为我国古代公文写作的典范.

唐代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生活——“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之一

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于唐代。作为封建时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之一,它比起两汉的察举制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很大的进步性。科举制的施行,使得封建国家把选用权集中于中央,以适应于大唐帝国统一的政治局面的需要。科举制又是采取一整套考试的办法,订立一定的文化标准。

“不悲者无穷期矣”——读韩愈《祭十二郎文》随感

韩愈(768—824)的《祭十二郎文》是生者与死者的真诚对话,是跨越阴阳两界的情感倾诉:"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7页,以下引文凡出于此文者,不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秋冬之交,韩愈在京城长安任监察御史,出乎意料地闻知侄子韩老成病逝的噩耗。整整七天,他沉浸在痛彻肺腑的悲伤之中.

“作书诋佛讥君王”——读韩愈《论佛骨表》

异域的佛法,自从流入中国土地,便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不断发生抵触。在唐代,高扬儒家旗帜、力诋佛法者,要属韩愈最为激烈。因此,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