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起祥说书的民间性阐释

延安时期对民间艺人的改造,使得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一批艺人创作者,新说书运动中的杰出代表韩起祥成为典范。他创作了大量的新书,作品公开出版,被冠以“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使得后人对其说书的民间文学性质产生了质疑。经过对韩起祥说书进行剖析,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具有口头性特征,这对民间文学而言具有质的规定性。

说书人韩起祥

1.陕北延安 晨 一个叫张家窑子的小山村。 村长李自喜在山上耕地,他一边耕地一边喊着耕地吆牛号子：来来来来来来……上了上了上了……

首届“韩起祥”杯陕北说书大赛在安塞区举行

为纪念'人民艺术家'韩起祥,11月12日,由市文广局主办,市曲艺馆、安塞区文体局承办的首届'韩起祥'杯陕北说书大赛复赛在安塞区举行。陕北说书是陕北地区十分重要的传统曲艺形式,流行于陕西省北部延安、榆林等地,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词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最直接的反映。

父亲的足迹——写在我的父亲韩起祥逝世30周年之际

我的父亲韩起祥曾担任中国曲协副主席,是著名的陕北说书艺术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他于1989年逝世,享年75岁。父亲生于1914年,是陕西省横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第八个孩子,小名多余。3岁时出天花,因无钱医治而双眼失明。为了讨生活,他13岁就拜米脂县杜家畔说书艺人杜维新为师,14岁出师,一直在延安、榆林等地活动。

著名民间艺术家 韩起祥同志病逝

我国著名的民间艺人韩起祥,奏完人生最后一曲,于8月6日病逝,终年74岁。韩起祥同志追悼会10日在延安举行。韩起祥1915年生于陕西横山县,他13岁从艺,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国第一个说新书、编新书的民间艺人。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一改过去曲艺演唱的陈旧内容。

领导与说书匠——习仲勋与韩起祥的相识经过

名相闻习仲勋的名字,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传遍了陕北高原。韩起祥作为走村串寨的陕北民间说唱艺术家,对习仲勋的大名早有耳闻。但真正了解习仲勋,还要从韩起祥的一次下乡演出说起。1946年5、6月间,韩起祥在边区文协说书组林山的带领下,到米脂、绥德一带去说书。一来是为了下乡宣传和开展乡间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二来是普及推广新书,帮助其他盲艺人学唱新书词。韩起祥每次下乡演出,大多由林山带领。

我陪伴韩起祥的那段日子

我叫曹国斌,1939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双湖峪镇曹家硷村。1948年,因家庭困难,我随父到处讨饭。1950年正月,在子洲县汪家崖村汪秀山家揽工,给一个叫汪润泽的盲人说书先生领路。我12岁那年也就是1950年4月,子洲县通知让汪先生去绥德报到,参加绥德分区文协举办的第三届盲艺人曲艺训练班。接到通知我们就出发了,走了一天到达绥德县,在县文工团报了到。

从《韩起祥评传》上的题词看韩起祥的地位与影响

韩起祥出身贫寒,他3岁失明,6岁要饭,12岁给地主扛活,13岁拜师学艺,过着流落街头的卖艺生活,直到30岁时结识了贺敬之,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流落街头到声名远扬,从对浓厚的黑暗绝望到用心看到时代的变迁和能改天换地的希望之光,他用那并不响亮的嗓子和并不精致的三弦,唱响了时代的旋律,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以韩起祥、张俊功、王学诗为例

正月里来正月正,朱洪武打马坐过南京,保国忠良胡大海,鞭打采石矶的常遇春。二月里来龙抬头,苏妲己修下了摘星楼,贾氏夫人扑楼死,黄飞虎反出了午朝门。三月里来桃花红,白马银枪赵子龙,长坂坡前救阿斗,乱马营中逞英雄。……为什么要把这些好汉讲?这都是些前朝的好汉王,留在世上做些影响,一代一代往下扬。

韩起祥与陕北说书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俗称＂说书＂,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辞海》中将其定义为：曲艺的一种。流传于陕西北部。一人坐着演唱,有说有唱,演唱者手持三弦或琵琶,左膝系檀板打节拍,曲调大都为当地民间小调。《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定义：曲艺曲种,流行于陕西的延安、榆林地区。因主要伴奏乐器不同,又有以三弦为主的＂三弦说书＂和以琵琶伴奏为主的＂琵琶说书＂之分。除主要乐器外,另在小腿上绑甩板,手上绑蚂蚱板,

“说书英雄”韩起祥

20世纪80年代,《农民日报》办了《说唱百家》专栏,我作为该报特约撰稿人,在进行“解放区说唱文学”调查的过程中结识了韩起祥。韩起祥生于1914年,出身贫寒,小名多余。他三岁时出天花,因无钱医治导致双目失明。为了讨生活,他十三岁就拜师学艺,十四岁出师,一直在延安、榆林等地活动。直到他三十岁时结识了贺敬之,加入了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87年,我三赴延安,两度进京,对韩起祥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后又采访了他的引路人贺敬之,遂成此文。

延安“旧艺人”改造运动的历史考察——以“改造说书”运动为例

延安时期的"旧艺人"改造运动使一大批民间艺人实现了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并登上了文艺的"大雅之堂",在此过程中,民间艺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之间形成了互动合作的良性文化关系。改造后的民间艺人的艺术活动既实现了从旧文艺到新文艺的创化,也推动了农民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民间艺人艺术行为的农民性与民间性特征。

试论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

"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一起,改造了旧的传统的陕北说书,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军事斗争等新内容的"新说书",并在边区蓬勃发展起来。"新说书"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发挥了开启民智,教化民众;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等社会功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春雷·艳阳,小草·繁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民间文学

恩格斯在《爱尔兰歌曲集代序》中指出,爱尔兰被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不少弹唱诗人也作为流浪歌手,飘泊在全国各地,遭受英国人的迫害……到本世纪初,他们已经逐渐绝迹了。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他们的诗歌只留下一些片断;他们给自己被奴役的但是没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高尔基的一篇论文也告诉我们,十七世纪初叶以后,旧俄罗斯的教会和大贵族大肆屠杀民间艺人。

群众化报纸的一面旗帜

今天报纸强调“贴近群众”,这很好,报纸本来是办给群众看的;这也激起了我对边区群众报的一些回忆。边区群众报是1940年3月25日创刊,今年是它的49周年。边区群众报就曾以贴近群众而名震解放区,受到党中央和西北局的表扬。办边区群众报的大多是从蒋管区的湖南、四川、关中一带来的知识青年。主编就是胡绩伟。

一个记者的追求——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陕西记者贺俊文

新闻记者这个工作,是比较令人瞩目和尊敬的。但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记者应有什么样的追求?具备什么样的情操?甘苦是什么?……对于这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陕西记者贺俊文同志的事迹,给我们做了较好的回答。贺俊文同志从事新闻工作已二十年。他说:“一个记者最大的乐趣有两点:一是对工作的无止境的追求,二是他所采写的稿件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所采写的稿件就有二十篇分别被评为中央台或全国的优秀稿件,受到了奖励和表扬。同时他接到了大量的听众来信,殷切希望他为四化大业采写更多的好稿件。这些年,他除了被评为中央台的优秀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外,还被评为广播电视部的先进工作者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先进工作者。在这些成绩和荣誉里面。

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40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延安时期的改造说书与地方听觉传统——从盲人说唱的“神授之声”说起

1944—46年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过去与民间信仰仪式关联密切的陕北说书进行了深度改造。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党介入的不仅是说书这一有声的旧曲艺形态,更是实践该形态的盲说书人的肉身主体与发声机制,以及一套特定的地方感官经验、信仰秩序与文化认知。在陕北的听觉传统中,盲人说唱的"声音权威"包含两个面向:一是用"讲故事"进行宗教/道德劝诫的口头传统;二是陕北民间对盲说书人声音的某种"神授"属性的普遍认知。对说书人的驱逐、解禁与改造,可以视作对于某种具有民间道德权威的发声位置的争夺。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旗号下,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在地的权威声音传播新的革命话语,涉及"旧神性"与"新神话"的权力置换与复杂辩证。

延安文艺运动纪实[续]——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前前后后

十五为了贯彻毛主席《讲话》精神,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于1943年3月10日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者有党员作家艺术家50多人。中组部部长陈云、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和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等领导同志到会讲话。会议由周扬主持。凯丰着重讲了四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下乡;二是下乡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