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牌: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的载体和特有音乐创作思维

曲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乐曲形式。在曲牌母体原型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各种子体,形成无数千变万化的再生变体曲牌,既是我国传统音乐传播辐射的重要载体,又是中国传统音乐特有创作思维的反映。本文从曲牌音乐的同宗概念、曲牌的由来与传播、曲牌变体的类型、曲牌千变万化与特有音乐创作思维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于巴托克音乐创作思维的初步研究

通过对巴托克音乐创作思维的宏观梳理和分析,试图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是怎样将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整合于音乐形式之中,进而转化为个性化的音乐作品。在研究视角上,更加关注巴托克音乐创作中内在音乐精神与外在音乐形式的相互作用,期望对巴托克音乐的理论研究思路作整体意义上的开拓和探索,从而引发对巴托克音乐创作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同时,对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中如何深入理解音乐的民族性以及在音乐创作中如何体现民族风格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理性与创造——从《八首匈牙利民歌主题即兴曲》看巴托克的音乐创作思维

本文通过对巴托克《八首匈牙利民歌主题即兴曲》中关于和声 ,变奏与对位三个方面的分析与研究 ,“管中窥豹” ,探求巴托克如何运用“现代”音乐语言来改编民歌 ,将简朴的民歌旋律改编成风格新颖、短小精悍的音乐作品。文章将以强调巴托克的主观创造性为基本出发点 ,通过三方面的论述 ,洞察巴托克独具匠心的音乐创作思维。

文化变迁中的土族民歌音乐创作思维特质

土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不断的社会文化变迁中进行的,特别是进入蒙元时期以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思维与民族音乐创作思维在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较快地实现了与他民族文化的涵化与融合过程,对民族音乐创作思维的个性特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成为土族早期民歌继承、发展及民歌种类产生形成的重要阶段。

土族早期民歌音乐创作思维探究

一个民族的音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它始终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也与民族音乐创作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土族早期民歌能够传承至今,就在于土族先人音乐创作思维成型之后,不断在本民族间以某种独特的传承形式代代相传,这些构成民族音乐基因的早期音乐创作思维,在遭受过无数次外来文化思维的侵蚀后,具有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免疫能力,仍然独立存在,并抵御了各种干扰和侵入,成为土族民歌音乐个性的灵魂。

论威伯恩音乐创作思维的微观性及严谨性

音乐创作过程,是一种思维过程。 音乐创作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引起创作观念的变异。20世纪初叶,欧洲乐坛上出现的一系列音乐观念的变革,正是以音乐创作思维方式的变异为先导的。在这一系列变革中,安东·威伯恩独具特色的31首音乐作品颇引人注目;这些作品所体现的音乐创作思维特征。

老子思想与音乐创作思维

老子思想与音乐创作思维〔台湾〕何寅雄研究动机：老作曲家张昊曾对笔者说：“如果世界末日来了，只准我带两本书上诺亚方舟，我一定选《老子》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他又对找说：“一个没有休止符的作品，是最糟的。老子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分析贝多芬伟大的作品也可以知...

论威伯恩音乐创作思维的微观性及严谨性

音乐创作过程,是一种思维过程。 音乐创作思维性格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引起创作观念的转变,并在音乐作品中表现出来。安东·威伯恩在音乐观念上的转变,也正是以音乐思维方式的变异为先导的。对此本文将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民族音乐中的作曲技术理论研究——评《作曲技术理论与音乐创作研究》

最近,笔者拜读了黄纯懿所著的《作曲技术理论与音乐创作研究》(2018年7月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从整体结构上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音乐写作材料与结构,分别从音乐材料及变形创作、音乐结构单位与分析、音乐创作思维与规律三个方面对音乐材料创作的历史、音乐结构的组成、音乐创作的规律等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为歌曲旋律创作,分别从旋律音高的创作、旋律节奏的创作、旋律调式的创作、旋律创作发展手法等四个方面对歌曲的旋律和音高的配合及关系、旋律如何进行节奏的把握、旋律调式的调整以及旋律创作的手法等进行了说明。第三部分为音乐主题与歌词创作,分别从音乐主题的确定与写作、歌词的结构与写作、词曲的结合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对如何选择音乐主题、如何把歌词意境与音乐主题相结合,如何把握乐曲与歌词的关系展开了分析。第四部分为乐段与单部曲式创作,分别从乐段结构的创作、单二部曲式的创作、单三部曲式的创作等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五部分为多部曲式创作,分别从复二与复三曲式的创作、变奏曲式的创作、回旋曲式的创作等三个部分进行说明。

分析与总结(下)——关于我近三年来的音乐创作

音乐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音乐乐思的良好组织息息相关,没有合理的音乐结构,即使有了杰出的音乐创意和灵感,也不会写出好的音乐作品。显然,处理好音乐的结构对于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十分重要。西方传统音乐的结构,是以若干定形的曲式结构形式为代表的。由于这些曲式结构形式的框架内，凝聚着西方音乐创作思维、技术的精华，所以通过学习、研究、掌握和运用这些曲式结构形式来提高创作的水平，

浅谈音乐创作的心理结构

音乐创作中主体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复杂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述评

在20世纪现代音乐发展进程中,音乐创作的理性化和音乐创作的多元化贯穿了20世纪音乐发展的历程。作曲法则的发展、音乐创作思维的多元化以及感性的回归与理性的融合等是其明显的特点。

陈晓勇《第一弦乐四重奏》创作特征分析

陈晓勇1986-1987年受邀为多瑙厄辛根现代音乐节(Donaueschinger Musiktage)创作的委约作品《第一弦乐四重奏》,在音乐语言、写作技巧和风格定位方面进行了独特而有效的尝试。本文从六个方面对陈晓勇这部弦乐四重奏的创作特征进行分析归纳,并说明这些创作特征在中西音乐创作思维结合方面的思考。

第三种作曲方式——论计算机音乐创作的新思维

本文主要探讨作为音乐创作新思维的计算机音乐的作曲方式。文章通过对计算机音乐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计算机音乐制作技术的分析,阐述了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音乐创作的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特点,提出计算机音乐的作曲方式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书面传统”作曲方式和“口头传统”作曲方式的第三种作曲方式。

论刘天华二胡音乐创作中“对话意识”的文化根源

众所周知，“中西合璧、兼容并蓄”是刘天华音乐创作的鲜明特征，深入探究刘天华的音乐创作则可发现其中隐藏的“对话”之意识特征，而且它是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思维及方法论之核心。“对话意识”并非始自刘天华，它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哲学语境中长期浸染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文化心理活动模式在艺术思维中的显现。

关于音乐创作的三个话题(续)

话题二：“精神与物质”——音乐创作思维层面上的话题大凡艺术创作都是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音乐创作也是如此。精神来自作曲家的生活体验,物质出自作曲家的技术训练。一个技法纯熟但审美意识模糊的作曲家是难以写出令人震撼的作品的；反之，一个乐思如泉但创作于段粗陋的“音乐人”也不可能成为作曲家，充其量只能是所谓的“票友”或“玩家”。

时代的回声——析赵元任的混声四部合唱作品《海韵》

《海韵》是赵元任创作于1927年的合唱作品,也是其创作声乐作品中的经典代表之一,这首作品收录在他的作品集《新诗歌集》中,深刻地体现出五四时期青年人寻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创作上,无论是旋律发展、调性布局、和声进行,还是音乐形象的塑造,都能体现赵元任对艺术作品的独特阐释,可以说这首大型混声四部合唱作品足以能够代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准。

中国古代的作曲意象论

艺术意象在中国古代有着多种不同的含义,而非独指艺术作品意义上的艺术意象。《形象、兴象、意象——古代诗论中几组形象范畴考辨之一》认为司空图所说的“意象欲出,造化己奇”(《诗品·缜密》)等讨论中的意象“都是指作家意想之象,即创作构思时浮现在脑际的形象”,这种形象“还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一种创造性想象表象,只是一种艺术悬想。

“民族器乐的创作与发展”系列讨论之三十九——民族管弦乐创作中的音响观念及其近年来的实践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民族乐器演奏水平飞速发展。随着新的音乐创作思维、方法在国内音乐创作领域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些作曲家相继创作了一批具有较强探索性特征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这些作品在音乐风格、题材和体裁等方面虽各有差异，作品产生的时间也跨越了十几年，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所有的作品在创作构思、乐队的写作等方面都十分重视和发挥音响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并凭借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来拓展民族管弦乐的音乐表现空间。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也作为这些作曲家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