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漏与批评:音乐史书写中的巴托克接受研究

二十世纪下半叶,由于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渗透到了音乐文化的各个方面。巴托克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在逝世后,其音乐遗产也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意识形态的风格批判、作品被“一分为二”的接受命运,历史的“遗漏”以及有失公允的评价,使巴托克成为二十世纪音乐历史中争论的“焦点”。以两部史学著作为例,对巴托克在音乐史书写中的接受与争议,以及巴托克的“经典化”重构等问题进行审视与反思。

历史的根茎——德勒兹反线性历史观念问题研究

20世纪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在与瓜塔里合作的《千高原》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根茎”式思维模式,以此将思想从传统的树状思维模式和二元论中解放出来,由此实现一种思想上的“多元论”。与此同时,通过“根茎”与“树形”思想图式的对比,一方面旨在强调二者背后隐含的时间观念的差异,即“根茎”始终与“生成”相关,参与一种无差异的时间流,而“树形”则以线性时间观念为根本;另一方面,通过德勒兹音乐哲学思想及其在《千高原》中有关音乐的解读,进一步揭示德勒兹的反线性历史观念,并对传统音乐史编撰模式中存在的德奥民族主义印记提出批判性思考,进而强调一种去中心化、反权威的“根茎”式音乐史书写模式。

勃拉姆斯对“新德意志乐派”的“抵抗”——音乐史中“历史性”和“艺术性”矛盾的一个案例

19世纪是一个音乐报刊产业兴盛的时代,著名音乐文字工作者的评论或宣言,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美学风潮,也是日后书写音乐史的第一手重要文献。几乎所有的19世纪西方音乐通史都不会错过论述布兰德尔在1859年《新音乐杂志》提出的"新德意志乐派",(1)却少有作者仔细描述勃拉姆斯在1860年对这个倡议所进行的文字"抵抗"。本文从历史材料出发,还原勃拉姆斯的"抵抗"是如何成形和遭受挫败的;他往后的再被认同,可以被视为音乐史中"历史性"和"艺术性"相矛盾的一个案例,并促使我们对21世纪的当代音乐文化做些许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