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声电影与音乐影像志的形成与发展

影视人类学自其萌生之初,便致力于将田野调查中的影像与声音素材结合为一,从而使它们成为了彼此支撑的民族志资料,这也是同一时期民族音乐家们的研究诉求。有声电影,尤其是同期声电影技术出现之后,影音同构的民族志电影成为人类学家与民族音乐家开展音乐文化调查的重要工具。同期声提供了音乐影像志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在以史诗、唱诵为记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社会里,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深描音乐文化细节,提供主体表达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

民族音乐影像志对云南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的启示

云南民族音乐课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及特色办学的重点课程,民族音乐影像具有记录、保存音乐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借鉴民族音乐影像志的的理念,对教学进行改革探索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期望通过对云南民族音乐课程的改革创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教学质量,完成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弘扬。

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角的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研究

音乐影像志,是指以动态影像摄录、剪辑等方式,对音乐领域相关事象进行民族志(或称文化志)记录与表述,建构有关音乐本体及其社会语境的深描式影音文本。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提供主体表达或主位发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人类学强调音乐影像志在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延续、社会认同、文化传承与变迁等生活领域的重要意义,反对影像记录与创作中的“东方主义”。民族音乐学及其音乐影像志应与人类学同道,成为一门“在野与守望”的人文主义学科,提倡外来者与原住民之间在学术生产领域的合作与分享,守护人类的音乐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延续性。

音乐遗产及其当代性的影像叙事——记上海音乐学院首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

2019年8月26日至30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为期5天的首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共播放了29部入围影片和8部特邀影片。展映带给人的启示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音乐遗产自生态的呈现,其二是对影像方法论的思考,其三则是展映作为一次学术乃至社会活动,在传达"音乐影像志"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领域的学术理念时所作的努力。面对着众多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遗产"的中国传统暨民族民间音乐,或许可将影像理解为一种遗产化与再遗产化的进程。在数字媒介的传播与保护日益蓬勃之际,"音乐影像民族志"学科的确立与影片展映活动的推出,意味着一个专门化、系统化的共同体正在形成。

音乐影像志范式再思考——从音乐纪录影片《大河唱》谈起

不同学术背景的影像制作者赋予人类学影片不同的性质、表现形式、内容和功能;加之影视技术不断更新及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建构与丰富,影视人类学及其文本形式也因此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发展趋势,并由此引发学界对学科概念、外延等问题的不断讨论,以及对人类学影片理论和实践范式的扩展延伸。“院线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从拍摄制作过程到呈现形式与内涵表达,囊括了近年来影视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多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影视人类学及其文本形式在当前发展的状况,对“音乐影像志”的不断建构完善具有积极作用。

音乐影像志的双视角观照

任何事物的判断和研究分析都离不开客观事实和主观判断,双视角研究的方法是分别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对对象进行分析和考察,最终通过两者之间的综合分析得出一种中立的学术立场研究方法。双视角研究法首创于梅里安姆,之后通过雷斯、赵如兰和布莱金在音乐方面的研究完善,填补文化和学科之间交互作用产生的缺陷。通过双视角研究法对音乐影像志进行学术类表述,探寻出一种能融合音乐影像志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音乐影像志研究过程中利用双视角进行相应的梳理和探究,分析其呈现出的学术特征。

民族音乐学中“声音景观”研究方法的思考——谈“首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经千百年的演变,承载了太多形式的变化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我国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学者们,在历年的研究中,致力于抢救和保护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甚至是挖掘藏于民间深处的音乐事象。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田野考察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学者多用文字记录音乐事象,影像部分并没有得到专业的学习和训练。音乐影像志以“声音景观”的形式将传统音乐文化展现到大众面前,如何将“音乐影像民族志”中的专业化理念与实践注入到学科的发展当中,与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进行有效的结合?

声影洞见——音乐影像志在当代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Mantle Hood在1971年曾指出“对于民族音乐学者而言,影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或最重要的可用文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影音民族音乐学(Audiovisual Ethnomusicology)从开始关注异国情调的采集或附着于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的田野影像,逐渐发展为一个以学科交叉为特征的新型学术方向,影像也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辅助手段逐步形成具有独立表达与风格的音乐影像志。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影像设备普及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音乐影像志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开音乐影像志学硕士学位点,同年首创“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活动,随后再以“双年展”方式推动该方向在学科意义上的发展。作为亲历者,本文将简短回顾该方向的学术积累,并以两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参展作品为例证,讨论多样性音乐影像志的当代意义与面对的问题。

留声机与摄影机——蜡筒时代的人类学音乐影像志考略

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蜡筒留声机之后,很快就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蜡筒留声机在录音领域独领风骚的半个多世纪里,诸多人类学界的先驱人物,如阿尔弗雷德·C.哈登、鲍德温·斯宾塞、弗朗茨·博厄斯、鲁道夫·波赫、爱德华·柯蒂斯等人,都在他们的学术考察中使用蜡筒记录语言、音乐、歌曲等民族志资料。作为富有远见的学术先行者,他们往往也会在考察行程中使用另一种新发明—电影摄影机,以期同时获得田野中的动态影像资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不仅为人类文明保存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文化样本,同样也为人类学音乐影像志的学术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纪实影像的“深描”与民间音乐的“阐释”——以《大河唱》个案探讨音乐影像志的文化实践

本文回顾纪录电影《大河唱》项目从前期音乐人类学调研、纪录电影参与观察式拍摄以及观影互动的全过程,发现纪实影像“深描”的不仅是民间音乐人主位对传统音乐的理解,也是民间音乐对当地人及拍摄者生活世界的形塑过程;民间音乐“阐释”的不仅是历史传统与地方文化,也是当代社会的文化生态与精神世界。音乐影像志通过拍摄者、拍摄对象与观影者之间的基于日常生活影像而共享音乐体验、交织彼此的生命经验,唤起共通的情感而联结起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进而重新将传统民间音乐从遗产语境带回生活场域,重新赋予当代意义以重塑多元的文化生态。

音乐影像志的历史、类型及其应用

早在电影发明之初,音乐就同时出现于影像民族志中。音乐影像资料也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辅助手段逐步形成为具有独立表达与风格的音乐影像志。在国际民族音乐学界,民族音乐学电影的制作与讨论由来已久,然而,音乐影像志一词自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华语音乐影像志节暨国际音乐影像志展映”活动中提出,国内学界虽在这一领域呈现积极参与的势态,但学理性的对于音乐影像志发展之历史、类型及其应用的研究甚少。笔者认为面对如何才能拍摄一部称之为音乐影像志的纪实影像作品,应该先了解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这一领域已经形成的类型与特征,才能真正对音乐影像志的当下与未来做有用之功。本文着重梳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后期欧美世界的音乐影像民族志历史、类型及其应用方法,并根据自身经验提出一些思考。

用影像保存记忆,让消逝见证变迁——赫哲族音乐影像志的构建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纪录片以及很多大型专题片的拍摄和创作在影像上弥补了很多文献空白,所涉及的文化领域也非常广泛,所以将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也纳入这一范畴当属顺理成章。文章针对以渔猎文化特征存在的濒危少数民族赫哲族,计划建立和开创音乐影像志的研究。

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影像民族志的书写与运用

影像民族志,或称为民族志的影像叙述,因其自身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展示现实特质与场景,而被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借鉴为民族志在当下社会的最新表述手段。民族音乐学历来重视吸收、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发展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但与影像音乐民族志相关的讨论与具体实践却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起专业的学科规范和标准体系。整理"藏彝走廊民族音乐的影像叙述与跨界研究学术研讨会"中与会专家的探讨要点,以期在学理及技术层面扩大学界对影像音乐民族志的认识,推动学科进步。

为谁书写?谁在书写?——谈影像音乐民族志文本的建构问题

尊重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是田野工作者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更要强调这种文化本位思想。第一,影像音乐民族志的书写者在田野实践中务必要尊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第二,由于拍摄双方的身份不同,影像音乐民族志文本书写的叙事模式会有所区别。第三,影像音乐民族志书写属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畴,应体现"文化反哺"原则。第四,影像音乐民族志与传统书面文本民族志书写相比,能体现出音乐文化表演语境的动态性、原生性和直观性特征。

影像音乐民族志

影像音乐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型书写与表达方式,它是运用影像作为音乐民族志文本建构的媒介载体和有效手段,对特定族群的社会音乐生活和民间文化习俗进行真实客观、多维立体的视听文本纪录和影像叙事呈现。从“影像音乐民族志”的词源概念入手,在不同“时空场域”和“历史语境”的文化坐标中,对其历史发展的概念变迁与生成过程予以“脉络化”梳理,并对“影像音乐民族志”在中国实践的经典个案和由此产生的相关理论经验进行学术探讨,在学科文化批评和学术自我反思中不断总结“影像音乐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路径,从而推动“影像音乐民族志”在学科建设层面的深入发展和创新探索,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当代学术理论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民族音乐学影像志范式初探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影像记录设备的普及,运用设备开展民族音乐学影像志的记录已成为一种时尚,然而拿起设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记录。基于此,本文从民族音乐学影像志的界定入手,探讨了制作民族音乐学影像志的技术方法。

多声音乐的“活化石”——影像民族音乐志视角下的哈尼族“栽秧歌”研究

本文使用影像民族音乐志的方法,通过对哀牢山哈尼族栽秧歌的民族志研究,利用数字化音频/视频技术对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结合材料与分析提出问题与猜想。在求证过程中,认为哈尼族“栽秧歌”在音乐形式上更为接近樊祖荫先生在《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提出的“大混唱”概念,并提出以“哈尼族多声音乐文化”一词更为精确地对“栽秧歌”进行表述。

实录型音乐影像文本写作

实录型音乐影像文本,是以调查人为主导,以“存证”和“利用”为旨归、具有文献遗产价值的音乐民族志写作。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影像描写从“客观记录”到“学术表达”并非颠覆性的范式转型,而是因应时代发展之需的代际扩容。作者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理论框架中的音乐影像志,是运用“两支笔”书写的多模态“志式”描述性研究。因而,应坚持以实录型影像文本为基础,借鉴跨学科的有益经验,构筑文本类型多元、平衡发展的格局,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音乐学新领域。

当鱼回到河里,当大歌回到鼓楼——观程俏俏《回家——侗族小黄村春节礼俗志》

2020年7月,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执委会和ICTM奖项委员会经过评审小组的审慎评选,由学会主席Salwa EI-Shawan CasteloBranco和奖项评审委员会主席J.Lawrence Witzleben宣布中国青年独立学者程之伊(俏俏)为首届ICTM最佳影片/录像奖获得者,获奖影片为:Home Coming:The Ethnography of the Dong(Kam)People’s New Year《回家——侗族小黄村春节礼俗志》(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19年出版)。该影片由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立项,在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生态音乐学团队”项目、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支持下拍摄,并为“声音中国:生态音乐学影(音)民族志”系列之一。该奖项旨在促进音乐、舞蹈和相关表演艺术的研究、记录、保护和可持续性,并观照到世界各地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实践以及学术传统的多样性。本文即为对这部音乐影像民族志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