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幅—增幅”与“模式—变体”——再论中国语境下的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上)

本论文内容主要涉及现代民族音乐学时期以来,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主位—客位"(emic-etic)、"历史—社会—个体"以及"概念→行为→音声"等文化或音乐研究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分析方法——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该分析方法以内文化持有者自身("主位")观念为观察对象和出发点,在分析过程中注重采纳"音乐模式—模式变体"、"固定因素与可变因素"和"对文化持有者阐释的再阐释"等分析思维和手段。论文分为上、下两篇,本期发表的上篇主要涉及其中的学术原理和学科方法论特征,下篇将结合以上论述,采用各种中外民族音乐学学者的分析实例,进一步探讨中国音乐语境下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的具体运用和操作规范等实践性特点。

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的再思考--《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教学与辅导之九

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较为强调模式分析——简化还原(归纳性)分析向变体分析——转换生成(演绎性)分析的让位和过渡,也即符号学由第一位符号系统向第二位符号系统进位的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语言符号学向文化符号学及语义学、语境学的转换,在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价值意义。在音乐语义学研究层面,音乐的意义和功能(含传载功能、抒表功能、传讯功能和趋美功能)作为新的分析对象,与第一位符号系统(局内人的阐释及自表述)一起被纳入第二位符号系统——文化本位及元语言层面,成为新的所指和被表示成份;内文化阐释(亦是具自表述性质的第一性阐释活动)借助于有研究者参与的“元语言文本”诠释性活动(具他表述性质的第二位阐释活动),成为新的能指和表示成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仍然借助于“客位表述”去诠释“主位表述”的新的音乐文化阐释行为层面及活动过程。从此意义上看,音乐民族志的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便是研究者立足于音乐的符号化通讯过程及社会化活动过程,以局内人通过学习、接受、读解、创作和表演等一系列行为活动及其在音乐文化模式与模式变体之间进行简化还原和转换生成双向循环的过程(亦即创作、表演者音乐社会活动的内化、外化过程)为蓝本,并且依其活动轨迹进行的循迹追踪和诠释性研究,也即一种对内文化持有者音乐文化阐释的再阐释。

音乐民族志的“组合、聚合、隐喻”三维结构分析系统--《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教学与辅导之十一

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方法论可分为观念—思维—策略层、学统—制度—规范层与方法—体验—应用层三个层面,可大体归属并对应于“学术、学科、话语”三大体系。其中,观念层带有跨学科特点和超文化视野,为深隐范式层面;学统层和方法层更带有本学科视角和个体文化视野,为显表范式层面。在音乐民族志方法层,通过“学科实践”或“中国实践”产生、形成的“学科经验”“中国经验”乃至“中国范式”,无不获益于“观念—思维—策略层”学科方法论的引领和指导。21世纪以来,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思路产生了如下两方面明显的拓展:其一,在研究策略上,出现了由侧重定点个案课题研究转向关注多点比较研究以及同时兼顾共时与历时、空间与时间等时空交互关系和专注空间内部关系等不同的发展趋向;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去观察音乐文化施加于社会个体的内化、外化与客体化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对象性(或实践性、演绎性)视角层面与归属性(或归纳性、理论性)视角层面的互动与交合。在此模式分析系统中,包含了“历时、共时、隐喻”(音乐学)、“时间、空间、隐喻”(民族音乐学)、“文化、社会、隐喻”(音乐民族志)和“模式、变体、隐喻”(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四个梯状次级分析方法层面。

论民族音乐学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与申克音乐分析法之间的联系及其运用

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史,经历了从宏观性的综合比较研究阶段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描述、分析过程。无论从其一般的学科理论还是各个侧面(如偏重于文化或音乐本体)的研究来看,似乎都体现出这一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比如说,通过对以往学者研究音乐本体、旋律所使用的方法的分析和追溯,我们不难发现。

文化本位模式视域下的传统音乐简化还原分析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黎英海提出的五声调式“三音组”和于会泳提出的传统音乐“润腔、腔格”等概念,80年代这些概念相互融合而先后形成了“三声腔”“核腔”“腔音列”等具有一定递进关系的理论成果。其中所运用的音乐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带有结构主义方法论性质的音乐简化还原分析法,也是一种适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与西方结构主义方法论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亦可以将其改造为仪式音乐民族志音乐形态分析范式。

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

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袁静芳１、研究方法与社会文化传统乐种研究中所运用的模式分析法，是在比较研究法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运用。而比较研究法的应用，对近两个世纪以来多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与促进作用。１８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盂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