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音乐出版版权许可制度探究——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解读与启示

《音乐现代化法案》的目的是使音乐版权许可制度迎合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保障音乐创作者在数字出版时代获得充足的报酬,并提高音乐版权的许可效率而实现音乐作品传播的最大化。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应当扩张为适用于数字环境。机械许可集体管理组织及其数据库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机械许可的费率应采取"买卖双方意愿"标准,以符合音乐版权人的长期诉求。

数字环境对音乐版权制度的挑战及立法应对——以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为研究样本

数字技术颠覆音乐作品的储存和传播方式,改变音乐内容的主要变现渠道,对版权制度提出新的挑战。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从音乐版权许可制度、音乐版税收发制度等方面展开重大改革,通过新建集体管理组织、词曲作品数据库,更新版税标准制定规则、版税收益分配规则和版税争议解决机制,扩展联邦版权法保护的录音作品范围以及录音作品版税获益主体范围等具体措施回应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基于美国版权制度现代化变革中的成就与不足,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应慎重考量著作权权利体系的整合与协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能范围、集体管理版税制度更新与反垄断监管以及法定许可制度的存废等问题。

数字时代背景下音乐版权许可制度的问题与对策——兼评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

数字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文化与音乐版权保护之间形成张力,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音乐版权不容忽视。我国传统的法定许可制度构造并不能适应数字经济下音乐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音乐版权许可制度应当重新进行设计。美国2018年新推出的《音乐现代化法案》中将法定许可转变为概括许可,增加音乐版权税率的协定性,整合音乐资源,建立更为全面的音乐信息库等制度,这些变革亮点为我国数字时代背景下音乐版权许可制度的优化提供了借鉴样本。建议我国未来音乐版权制度可以从法定许可制度向强制性概括许可制度转变,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资源整合平台,建立市场主导的版权税率标准,综合考虑国情,从制度上为我国音乐版权许可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使得我国音乐产业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

《音乐现代化法案》对我国版权制度的启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乐数据库、版税计算

唱片到数字音乐的转变颠覆了传统音乐产业。传统版权制度面临先授权后使用基本原则的商业打破与版权制度激励目标的难以实现问题。美国2018年《音乐现代化法案》对数字音乐发展的版权制度变革需求作出回应。该法案设立了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对版税率计算方式等作出调整,解决了传统版权制度一些显著缺陷。借鉴该法案对于我国应对数字音乐产业发展所引起的版权问题有所裨益。我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调整为有限竞争或有限垄断模式,加强透明度与各方监督力度,提升管理能效。音乐数据库的设立需重视元数据问题,确保数据库的有效性。版税率的确立应依据市场而定,可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实现。

美国音乐许可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以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为视角

全球音乐产业正逐渐从以唱片为主的实体音乐向流媒体为代表的数字音乐迁徙,而建立在实体唱片基础之上的音乐许可制度未作出相应调整,导致许可链条上下游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锐化。在此背景下,美国率先对传统的音乐许可制度进行改革,并出台了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文章剖析了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的立法根源,梳理了法案如何对许可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对我国音乐许可制度的完善和相关立法提出了建议。

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的制度创新及其启示

流媒体音乐现已成为引领音乐产业发展的主要引擎,而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则被业界视为近年来音乐产业对版权保护的最大尝试。本文从美国新颁布的《2018音乐现代化法案》的立法背景入手,探究了新法案对未来美国流媒体音乐市场的可能影响。该法案确立了音乐版权领域的三个重要条款,包括数字音乐版权集体组织的新建以及数据库的建立、以前的作品保护以及音乐制作人的权益分配。通过多方面比较中美两国的不同应对方案,以期完善我国数字音乐流媒体的版权管理体系。

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及其对我国数字音乐版权保护的启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音乐产业正在经历着传统模式的转型,即从以磁带、CD-ROM等为音乐主要载体的实体模式,向以数字音乐为主的"PC端浏览器+MP3"等网络数字模式转变。与此同时,数字音乐与传统音乐相较所具备的特性也使得其版权保护问题备受关注,对现存版权制度提出新的挑战。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无疑被视为当代最重要的音乐版权立法改革,开辟了数字化时代音乐版权保护的新篇章。文章解读了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在音乐作品传统许可模式上进行的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剖析了法案如何对音乐版权保护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该法案对我国数字音乐版权许可模式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音乐时代录音法定许可的正当性证成

数字技术使音乐产业呈现新的业态,也令传统的音乐版权许可制度面临许可与传播效率冲突、成本失衡的困境。限制著作权人的专有许可权是降低音乐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可选方案,但我国录音法定许可运行绩效饱受诟病,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过程中更是曾掀起废除录音法定许可的论争。探究实体唱片时代的录音法定许可应否扩展至数字音乐领域,可首先追索其制度脉络。法定许可制度立法沿革表明,法定许可是一种应对版权扩张的权利限制机制,面对数字技术对版权体系的冲击时依然表现出其稳定的制度价值和生命力。其次,从域外例证转向立足我国实践环境进行考察,法定许可制度在著作权利益平衡的内生属性、数字音乐时代产业及社会文化需求、本土实践的路径选择三个维度均体现出难以替代的现实价值。最后,提出许可效率必要的程序保证和权利人获酬权实现的制度保障,是数字音乐时代法定许可制度价值实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