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振民《南京安魂曲》主题-动机的音程与“腔音列”结构途径

本文试图从中西两种分析视角交叉进入,分析徐振民先生《南京安魂曲》主题-动机的音程与"腔音列"结构途径。文章首先对乐曲开始主题进行了音程结构分析,随后对所有主题进行了音程结构途径的分析并得出结论一:作品所有主题都是在四度+二度音程的框架下展衍成型,在此基础上,二度音程可展衍出主要音环绕主题,大三和弦则可以引出下一部分"腔音列"结构途径的论述。在第三部分,尝试引用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分析语言"腔音列"来论述《南京安魂曲》主题-动机的民族性和"泛民族性"原因。在此基础上,综合前文音程结构途径与音列结构途径的分析结论,共同支持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多段体连缀拱形结构特征。

应侯钟的音列结构及有关问题

应国是西周初期建立的姬姓诸侯国，周武王之子始封于此，至春秋早期覆亡。应国的地理位置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境内，这里曾出土不少应国青铜器，铭文显示为应公、应侯或应伯等所作。现已刊布的应国青铜乐器当中，有应侯视工甬钟4件，1件1974年出土于陕西蓝田红星①，1件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②，另2件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著录于《保利藏金（续）》中③。保利的2件，可能即出于平顶山应国墓地。

音组群中多音列融合的结构研究——以重庆市綦江区汉族民歌为例

音组群网状织体中多音列融合的结构研究,是从民歌表意的角度,对五声旋律构成要素进行动态结构的数理研究。通过对民歌结构要素数理差异的比较,探讨民歌个体之间、歌种之间结构差异形成的原因,同时获得民歌差异结构的信息。从民歌结构动态数据的量化中,获得结构数据与民歌风格之间相关联的理论依据。

多维作曲技法的融合——姚恒璐的《追忆》音高结构思维方式研究

《追忆——为独奏大提琴与七位演奏家而作》是姚恒璐教授写于2004年的一部室内乐作品。这部作品采用《走西口》的主题音调为主要素材来源,运用音程思维、音阶思维、音列思维等多种音高结构思维方式构思全曲。本文在前三个部分中分别介绍了作曲家构思作品时,音程思维、音阶思维与音列思维各自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三种音高结构思维方式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以及作曲家在三种音高结构思维方式共同作用下,如何将其融合为一部风格统一、个性鲜明的高质量作品。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对曾侯乙钟磬形成的影响

曾侯乙钟磬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史无前例的大型架悬、繁复精密的乐律铭文、一钟双音的精巧设计等,反映出先秦音乐文化的繁荣。先秦时期钟磬之乐大发展必有其深层的思想因素,通过分析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对钟磬架悬、三度音程结构关系、乐律铭文等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俗乐”思想对曾侯乙钟磬形成发展的冲击,可以窥得曾侯乙钟磬之乐形成的内在机理。正是由于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才促使了曾侯乙钟磬这样架悬规模的钟磬之乐的形成,而且是多种美学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曾侯乙编钟与兴山体系民歌的定律结构

曾侯乙编钟的面世,以她2400年前就已达到的先进的乐律学知识和无与伦比的精良铸造工艺震撼了世界,对于研究我国先秦音乐问题,对于研究音乐史中的楚文化问题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就律学而言,她为我们提供了我国先秦乐律学状况和理论信息,就乐学来讲,她为我们展示了十二音的排列,新、古音阶的并存,以及新音阶七声型态的确立等.然而,她毕竟是一群僵死的、毫无生机的音响型态。

广西平果县嘹歌音乐形态初探

平果县嘹歌在2008年成功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从具体文化措施提升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层次之上,意味着通过某种活态现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过去一些学者们对于嘹歌的普遍关注多聚焦于其历史、唱词、文化、保护传承方面的问题,而忽视了嘹歌的曲谱、音乐形态以及音乐本体与其存见的文化背景的关系等方面的探索。

编钟“基组”的形成与定型——西周4件、8件组编甬钟“编列—音列”结构的微观分析

对于编钟的编列与音列,以往研究往往停留在"组"的分级层面。本文认为从西周4件组编甬钟以来,编钟编列存在更微观的单位:"基组"。基组是"一钟双音三度音程"、侧鼓音高于正鼓音乐器条件下西周编钟表现一定音阶观念的产物。基组结构在西周4件组编甬钟形成,定型于西周8件组编甬钟,是两周乐钟"编列—音列"结构传承与变迁的一个基本结构因素。基组结构,将为分析9件组以及更复杂编钟编列设计的规律、判断侧鼓音位、揭示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的乐学内涵提供新的手段。

日中五声调式的四度音列及其定量分析

日中五声调式的四度音列及其定量分析童忠良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音阶与调式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中国传统音阶，是指在一些有组织的乐音中，从宫音至高八度宫音由低到高的依序排列①；而中国传统调式，则是从属在音阶下一个层次的概念，所谓“三宫十五调”，即可形象地看出...

编磬的乐律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有资料记载编磬的测音进行分析,探析了编磬的乐律学发展脉络：编磬上三声、四声、五声音阶各有其主要结构模式,但这三种形式之间没有必然传承关系；进而又管窥了我国早期音阶的使用状况,以及在石磬这件古乐器上大量存在运用旋宫转调悬架编列的状况。

山西出土石磬研究初探

本文从形制和音乐性能两个方面对山西出土的石磬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初步总结了山西石磬在上述两方面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

西周晚期甬钟音列的定型及其设置规范

笔者曾在《西周早中期甬钟音列及其数理特征》（载《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3期）一文中对以眉县杨家村甬钟和扶风庄白痪钟为代表的西周早中期甬钟进行了测音数据的整理与音列的分析，得出西周甬钟音列结构的理论依据来自弦律的等分节点规律的结论。其基本认识是，甬钟音位所依赖的一弦等分制取音法主要有三种：弦长四等分取音法、弦长五等分取音法和弦长六等分取音法。其中，由于高、低音区做节点取音时存在难易差异，四等分取音法决定了甬钟正鼓音列呈“角-羽-宫-角-羽-角-羽”系列的不超过7个音位的四声结构，五等分取音法决定了甬钟正鼓音列呈“宫-角-羽-角-羽-角-羽”系列的不超过7个音位的四声结构，而六等分取音法决定了甬钟正鼓音列呈“羽-宫-角-羽-角-羽-角-羽”系列的不超过8个音位的四声结构。

民族化复调写作的特殊性

民族化复调写作，建立在传统对位法与民族调式旋律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的传统调式丰富多彩，除了一些具有特性的民间调式、大多数是以五声调式或七声调式构成。其旋律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这些特殊的音列结构及旋律形态，使复调写作须以相适应的技术处理去协调，来填补民族风格与传统对位法之间存在的沟壑。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复调写作手法。

达斡尔族民歌族性核腔分析

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反映在音乐中,就形成了一个民族音乐形态上的某些共同特征,几千年的延续传承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也因此形成了本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鲜明独特的音乐风格。本文借鉴"核腔说"理论和分析方法,抽绎、归纳出达斡尔族民歌音调基础结构中的两种核腔,以期望从新的角度获得一些达斡尔族民歌共性特征的再认识。

谈谈有关民族音乐学的技术问题

一、音律与音调研究民族音乐学,首先会接触到音调问题,音调可以说是民族音乐研究中的信息单位。而音调问题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音律——音列的结构,也就是音乐的基础材料问题。现在我们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工作中,在采集与记谱工作中,全凭耳朵来判断音准的高低,我们还没有方便而精确的测音仪器可供携带使用。并且我们对民族音乐中的律学问题的研究,也是缺乏重视的。对活的音乐中的音律——音列问题搞得不够清楚明确,就会使音阶——调式问题最终说不准确。好象音乐界中有一种观点,以为有了十二平均律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编钟及相关问题研究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西周中晚期编钟形式、编组已达到规范化、程序化的格局,但西周早期编钟的形制、编组却比较模糊,虽有学者就此提出新的认识,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就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西周早期墓及该墓出土的4件一套编钟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这座墓的年代当在成王到康王早期,这套编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编钟。西周早期周人(广义)编钟已使用第二基音,其编钟的造型、纹样、结构、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从早到晚发展变化的脉络是清楚的。四件编钟很可能产于渭河流域。

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

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架编钟,就其出土情况看来,好象分为九组(表1),但若细加考察,便会发现不少疑点。本文拟就其编次、分组和编次走向以及乐悬问题,试行探究和复原。

论侧犯、侧弄、侧调

随着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研究的渐趋深入，我们对古人在使用理论术语时的简洁、精确有着深刻印象，对若干术语性质也有了更多了解。其中，侧犯、侧弄、侧商调这三个有着共同前缀的术语，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本文围绕这三个“侧”字展开，通过对为数不多的几个文献中关于“侧”这个技术理论术语记载的集中解读，可以清楚地看到，“侧犯”是古代二十八调理论中正、旁、偏、侧四种犯调原则中的一种；“侧弄”则是侧犯在琴上实践的操作层面；“侧商调”是一个含有微调式性质的具体调名。以“侧”来指称的对象，其音列结构与雅乐理论相悖。

云南怒江傈僳族“期本”舞乐的考察与整理

云南怒江傈僳族“期本”舞乐的考察与整理周凯模云南傈僳族，主要居住在怒江大峡谷和保山境内。本世纪５０年代以前，多在高山生活。怒江地区的傈僳族，集居在怒江大峡谷两岸。怒江峡谷的东面是海拔四千多公尺的碧罗雪山，西面是海拔六千多公尺的高黎贡山。怒江纵横南北，...

再论广西少数民族民歌的调式称谓及记谱规范之构想

我们出于对民族音乐理论工作的责任心和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在《民族艺术》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广西少数民族民歌的调式称谓及记谱规范之构想》(简称《构想》)的论文。以广西民歌为例,就其所造成的调式称谓不贴切的原因、记谱混乱的现象和音律误差过大等问题,提出了较完整、系统的构想,引起了广西音乐理论界的关注。《民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