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入诗——论宜兴紫砂陶的诗性美学

明代以来,宜兴紫砂陶广泛进入商品流通领域,面对这一新兴的日用品和收藏品,明清文人一方面在生活实践中积极享用之、把玩之、鉴藏之,另一方面还在文学创作中品鉴之、吟咏之、批评之。本文通过对明清文人题咏进行文本细读,从泥色美、把玩美、工艺美、风俗美四个层面,探讨明清文人如何用诗性语言阐发宜兴紫砂陶的美学内涵。

论唐宋诗文中的疏广、疏受形象

西汉疏广、疏受简称“二疏”,他们作为功成身退的代表之一,其典型意义与范式价值在唐宋诗文中多有展现。在题咏方式上,唐宋诗文中的“二疏”往往单提与并提互存,且出现“二疏”与“四皓”、陶渊明等人的固定组合。“二疏”在唐宋诗文中的形象意蕴,可从进退两个角度进行阐释,进为聪明睿智、功勋卓著的能臣,退为知足见机、流芳千古的“明士”。至于唐宋诗文题咏“二疏”的原因,则主要与崇隐思想的提倡及影响、致仕观念的普及与认同、三教融通的驱动和互补之用密切相关。

风徽追仰三百年:写韵楼题咏升庵诗考论

杨慎人品俊伟,成就卓越,滇文化人和外省来滇士人对他的崇仰和怀念是一个化不开的情结,瓣香顶礼,不断从他身上汲取人格力量和思想智慧,题咏升庵之诗层出不穷。感通寺写韵楼为升庵在滇遗迹中最显著者之一,题咏之作洋洋大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云南人文的杰出贡献和绵绵不绝的影响。同时,升庵在滇发愤著书,云南成就了他“一代伟人”的英名,他和云南实际上构成双向互动关系。写韵楼诗表明名贤遗迹对人有显著的感发、净化和升华作用。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要保护和利用好名人遗迹。

冶春旧调歌残后:《卢见曾晚年半身像》题咏初探

《卢见曾晚年半身像》是一幅白描小影,莽莽古朴,为佚名画家所作,现于卢见曾逝世之后。卢见曾三子卢谟受赠后于游历之际邀请其父生前文友题赞。面对卢见曾晚年“鹤貌苍颜”“雪霜姿”小像,众人联系像主生前身后为政治艺,引发无限感叹。题咏诉说卢见曾的理政为人,歌颂卢见曾的修禊流韵,缅怀之余弥漫着浓浓的感伤气氛。

蒲松龄纪念馆藏唐梦赉像考述

蒲松龄纪念馆藏有唐梦赉一幅朝服像,该像为全身坐像,穿戴文官七品朝服。亦藏有一幅题咏长卷,根据题咏内容,这应是另一幅唐梦赉像的题咏部分,只是画面物象在流传的过程中已经损毁缺失;题咏者十余人,尤侗、张恂、钱中谐、董文骥、汪懋麟、王广心、林云铭等文化名流皆留下墨迹,是唐梦赉在康熙丁巳年(1677)至康熙壬戌年(1682)间两次南游时所题,为清初文人风雅社交的珍贵文本记录;成图时间在康熙戊午年(1678),绘者为文于宋;图成后,唐梦赉作《自题小像》,摹写自我形象。

吟诵四明山:近现代报刊刊载四明山文学作品探析

为更好地提升四明山的文化内涵,通过对近现代报刊刊载题咏四明山文学作品体裁、时段分布、作者身份等的统计分析,结合作品的主题思想、审美追求以及价值取向的探究,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主题多元、审美追求独特。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注重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人类美好品质的赞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它们不仅展示了四明山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的独特魅力,也反映了近现代浙东的时代风貌和社会文化现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决战“国乙”之巅

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百花齐放、千朵争艳。尤其是点点飞红的桃花,艳如少女。古往今来,题咏桃花的传世佳句数不胜数,人们也惯于将桃花和爱情相关联,于是国产女性向恋爱游戏(简称“国乙”)也一致选择在这个时间发力。为争夺女玩家,腾讯、网易、叠纸、米哈游等游戏赛道里的豪门和新贵纷纷各显神通,在2024年春铆足劲上演了一场“爱的战争”。这场在业内被称为“决战国乙之巅”的商战也创造了这个细分领域的新纪录——第三方数据显示,叠纸游戏的新品《恋与深空》上线首月,靠着同类手游中尚未有过的“3D+ACT(动作游戏)”玩法,实现了国服流水超5亿元人民币的成绩,而这与大众向的爆款手游《原神》当年国服首月的流水相当。那么女性向游戏的赛道,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

曹寅《楝亭图》题咏的文化探源

在题咏研究中,经典意象会构成一种文化想象,《楝亭图》便是一例。《楝亭图》是曹雪芹祖父曹寅为追思父亲专门请多名画家所绘的同题作品。画卷反映了曹寅对其父的忆想,题咏则是对孝思的提倡。曹寅的孝道精神在题咏中得以传播和发扬,通过书写题咏,也使士人不断认同着中华孝道文化。

辑补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36首

在晚清民国文人抵御外侮、抢救文物的愤声疾呼中,云冈石窟已非单纯之文物古迹。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石窟寺所承载的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充分彰显。随着平绥铁路线的贯通,作为沿线“风景”之一的云冈石窟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近代报刊业的繁兴也为文人墨客的云冈书写提供了更为普遍的物质载体和异于往日的传播媒介。于传统诗文总集、方志史乘、石刻碑铭之外,充分利用题跋、游记、报刊、杂志等近代文献就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予以钩沉辑录,亦系当前“云冈学”建设及云冈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与实现路径。

范振绪《敦煌访古图》及其题咏考释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巨大变化,文物古迹遭受极大破坏,敦煌莫高窟更是劫后余生,满目疮痍。《敦煌访古图》正是甘肃著名书画家范振绪在此背景下,感念张维访存敦煌文物的高尚情怀,为其精心绘制的。此画完成并公开之后,成为民国文坛一大盛事,于右任、张大千等大批名家为其题咏。《敦煌访古图》及其题咏是在保护敦煌石窟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文献资料,在敦煌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语图视阈下的元代《辋川图》题咏

元代文献中留存有大量的有关王维《辋川图》的专论、序跋、题记和题画诗等,广泛讨论了该图的艺术价值及其所蕴含的文人品节、“高人”风范、佛禅思想、雅趣清致、语图关系等。元人称述《辋川图》几为穷高树表之作,对其笔法技巧、布局结构乃至气度神韵的总结和讨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甚于唐宋,可证该图画史地位和经典意义的真正确立不在唐宋,而在元代;从诗画一体、语图互融角度评述《辋川图》,亦始盛于元代。而基于德艺关系的《辋川图》论争、对《辋川图》情趣意绪的多重解读等,又与风行于有元一代的复古思潮、文人画观念的流行、易代之际对文人品节的高度敏感和特别关注等因素有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和深刻的人文意义。

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吴世昌《红楼梦》图咏论略

现代芸芸红学家中,吴世昌至少有四度题咏《红楼梦》的经历。首先是1959年,吴氏《红楼梦探源》英文本脱稿,纪诗五首。此后三度皆与题画有关。1963年,画家刘旦宅为徐平羽绘制《红楼人物图》十二幅,吴氏每幅题诗一首。1978年,吴氏再度应邀,与另外几位诗人为刘旦宅所绘《红楼梦》故事图十二幅题咏,辑成《1979年红楼梦图咏月历》,吴作二首。稍后在1979—1980年间,为程十发所绘《红楼梦人物图》题咏十六首。三度所作题画诗共计三十篇次,诸作皆为七绝。通过此三十篇题画诗的讨论,可以考察吴世昌如何透过诗歌创作与《红楼梦》文本、图像发生互动。

聊城山陕会馆题咏浅析

文章以聊城山陕会馆题咏为切入点,对其形式、内容与主题进行梳理,并展开文化意蕴的剖析。研究发现,聊城山陕会馆题咏以尊崇关羽的民间信仰和状物描景为主,通过内容、装饰与主题,塑造商业会馆园林意境,表达明清时期商人对于士人的追求,推动地域文化交汇以及官民意识的融糅。以题咏为引,可探寻其在遗产保护循证、城市生活引导、城市文化发掘与城市塑造方面的当代价值,为聊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参考,助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移情式“题咏”与清代《红楼梦》的日常化品评

《红楼梦》在清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题咏”作品。“题咏”者不仅基于自身视角重新熔铸《红楼梦》的文本情节及其意义,且通过移情式品评展开与《红楼梦》文本的交流对话。作为“题咏”者主体表达与写作欲望的集中体现,“题咏”作品展现出一种兼顾《红楼梦》文本所写、“题咏”者实际境遇及阅读时的心理感受等复杂状况的碎片化阅读乐趣或精神体验。此类碎片化阅读体验往往发生于当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并在“阅读—书写”的固化抒情模式中深度表露了“题咏”者日常阅读的一般精神常态与闲适消遣状态。因此,考察当时人移情式“题咏”的阅读活动,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后世接受的推进方式,藉此分析《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价值。

何以入诗:论明清文人题咏中的宜兴紫砂陶

明代以来,宜兴紫砂陶成为新兴的日用品和收藏雅玩,明清文人围绕宜兴紫砂陶创作了近百首题咏,他们不仅以文学话语咏赞紫砂之珍,状写紫砂之美,提升紫砂陶的收藏价值,还凝练出紫砂雅文化的审美内核。本文通过对题咏的文本细读,从直接书写、并置书写、对比书写的角度分析明清文人的书写策略,指出明清文人为确立紫砂陶的商业价值、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发挥的重要作用。

石奇通地脉 梅老识天心——石家庄市博物馆馆藏《梅石观生图》拓本综考

《梅石观生图》拓本现藏石家庄市博物馆,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朱珪曾孙朱甸霖摩勒上石。《梅石观生图》是为纪念嘉庆皇帝的老师朱珪60岁寿辰而作,画家缪炳泰画像,题咏者包括皇子、皇孙以及同僚、受业者,多达29人,对研究朱珪与嘉庆帝真实关系以及朱珪的政绩与交游有重要意义。

南京博物院藏《江藩像》及题咏考

南京博物院庋藏历代书画4万余件,尤以明清书画最成体系,佳作、精品颇夥,肖像画迹不少,其中院藏一件绢本《江藩像》颇值得关注。画面题识:“郑堂先生小像。丹阳丁以诚写真,西吴费丹旭补图”,钤印:“子苕”(朱文)。江藩文友李黼平、郑兆珩、韩卫勋、阮福、阮元、田享屯、周世锦、萧光裕等人分别于本幅或裱边留下题识,共计八人九则。这幅丁以诚、费丹旭合作的《江藩像》,或是江藩传世的唯一肖像,其上题咏累累,勾勒出像主的交游网络,弥足珍贵。嘉庆二十三年(1818)前后,江藩南下广州,随身携带了这幅丹阳丁以诚写真、乌程费丹旭补景的画像。该图形神兼备,卷帙累累、乐琴横陈,既符合像主热衷藏书的趣味,亦隐喻着像主经学大家的端严身份。道光元年(1821)三月廿一日即江藩61岁生日前一日,及至道光三年(1823)十月间,于其应聘肇庆主修《肇庆府志》前夕,江藩两度出示自己的写真小影,邀请诸多友朋题咏以为种种认知怀想与情感投射,呈现出极为生动的社会文化景观。

“江山图”及其题咏中的江南书写

“江山图”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历代文人观画形成了丰富的题咏文本。宋元与明清两个历史时段的江山图及其题咏中的江南书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前者以政治表现功能为主导,多可见宋元时期国家治乱、族群互动语境下,文人心态与情感的起伏变化;后者以文人群体的审美意识为主导,反映了明清江南文人阶层的日常休闲生活与隐逸精神世界。江南逐渐成为江山图绘画表现中心的过程,不仅是江南画派的崛起问题,而且是江南文化借助文图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在南北区域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缩影。

文人征诗题咏深层意蕴解读——以惠山“竹炉题咏”为例

无锡惠山“竹炉题咏”自明初发轫,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这些题咏充分反映了江南文教兴盛、文人热衷结社雅集的特征。若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同时充分考虑士人心态、地方文化等要素,“竹炉题咏”亦具有反映参与者内心世界的作用,具有丰富的意蕴。秦夔访求竹炉一事具有梁溪秦氏家族介入地方艺文风雅的滥觞意义,顾贞观仿制竹炉凸显了明清易代之际遗民家族的挣扎和努力,乾隆帝南巡有关题咏则主要体现了维护清廷统治的需要。

《潞河督运图》及其题咏的图文学考析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人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历来为学界所关注。清代时,漕运达到了鼎盛时期。与此相应,以运河为母题的图绘应运而生。清画《潞河督运图》是一幅国宝级的著名历史画卷,堪与宋画《清明上河图》相媲美。它也是清代漕运文化的缩影。本文以图像为出发点,既深入剖析了清代漕运文化的繁荣景象,又通过题咏解读阐释了漕运文化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