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近十年中国学界顾炎武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围绕顾炎武的生平与交游、著述版本与传播、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经世实学与社会治理思想、学术评价与历史地位五个主题产生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学界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考察了顾炎武的学术与人生,“顾学”研究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亮丽的风景。但也应看到顾炎武研究存在重“学”轻“行”的倾向,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礼学实践以及《日知录》等几部重要著述之外的其他著作也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顾炎武入祀昆山文庙始末

文庙始建于东汉,普及于唐代,因祭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文庙又称孔庙。从祀孔庙是传统社会中儒者期望获取的最高荣誉。昆山文庙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初在察院场旧址(今中山堂之后),建筑较为简陋。宋元祐年间移建至齐礼坊(今西大桥北堍)。元至正十七年(1357),知州费复初为了提升城池文气,将文庙进行重修和扩建,昆山文庙一时成为周围香火旺盛的著名文庙之一。

顾炎武的新“仁道”观探究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旧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顾炎武基于社会事实的变化,提出了“率性而为”“情理并存”“私生于仁”的新“仁道”观。此新“仁道”观一方面发展了传统仁道之“仁”,损益了宗法伦理之“礼”;另一方面,在反对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天理与人欲相对立”的流弊。顾炎武的新“仁道”观不仅创新了传统的“仁道”观,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仁道的践行蕴涵着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仁道的扩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

高尚之人格 不朽之学术---纪念顾炎武亭林先生四百年冥诞

顾亭林先生是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造就的时代巨人,是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宗师。先生对孔子所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八字,引证群书,实事求是,作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阐释。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身追求,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在宋明理学向乾嘉朴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顾亭林先生也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历史贡献,他提出"理学,经学也"的主张,把理学纳入了经学的范围;倡导开展经学史研究,从学术源头上确立兴复经学的学理依据,进而梳理演进脉络,把握异同离合;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示范了训诂治经的方法论。先生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后世学人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最具永恒价值。

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痼疾的深层认识

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展开了激烈批判,在《日知录》及《亭林文集》讨论学术的书信中,他深刻剖析空疏学风漠视社会责任和应承担的义务,表面上尊奉儒学,而实际是尊奉禅学,造成了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而在明代空疏学风形成过程中,阳明心学起到了鼓动人心的作用,然背后的根源则是明代君主专制统治。反专制与反对空谈误国构成了顾炎武思想的主线。

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

本文对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表明明清之际的学术实质一直存在着学术以"为道"这一本原性价值追求与以博文为形式的单纯"为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首先对明末清初学术之大势进行了概要性叙述,对梁启超关于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推顾氏为"清学"开山,也未足以推崇顾氏。文字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之学,本质上是疏离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仅未能上接顾氏学术的根本义旨,而且也为戴震学术的某种质变形式。而"宋学"的重新张扬与"今文学派"的重登舞台,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则表明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将"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仅视为"门户之争"并不恰当,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义的。"宋学"与"今文学"的合流,既导致以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为学术主题,并由此而转向于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国学术正由此而进入于近代。

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读《亭林文集》郡县论及相关诸论书后

顾炎武是一位博通经史而旨在经世致用、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学者。读《亭林文集》卷一之《郡县论》以及《钱粮论》《生员论》,卷六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篇,可窥其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他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政治体制、财政、选举、军事等。今读其诸论并参考前贤与现时同行研究而有所启示,乃撰成此文,作为对这位伟大学者诞生400周年的纪念。

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

顾炎武出生于江南,却在北游活动中把下半生交付给北方,并终老于此。顾炎武之所以走上北游的不归路,他的地域倾向性(即钟爱北方,尤其是西北,而对南方心存偏见)是众多原因之一。探寻这种地域倾向性产生的原由所在,笔者认为,主要有魏晋以降北方学术文化观的影响、顾氏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顾氏个人的人生经历三个方面原因。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本义考论——从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谈起

梁启超将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其含义已与顾氏原义有了很大差别。顾炎武的原义实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论关切的具体内容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由此反对士大夫对佛老、玄学、心学甚至理学的理论喜好和士大夫处世的自由言行。梁启超则将国家振兴之希望,寄托于士大夫之自我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才能道德水平之提升,强调士大夫的社会担当职责。造成两者差异之原因在于梁启超的心学和现代启蒙思想背景,而顾炎武则基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现实关切和理论品格。今天,思考两者的差异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读顾炎武《大小诸证方论·序》

《大小诸证方论》，傅山著，顾炎武序。序文如下： 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效速；倍则厚，厚则力深。今日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四库全书总目》对顾炎武的学术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顾炎武学问淹博、考证精详,频繁征引其说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对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则颇有微词,反映出学术风气的嬗变。对顾氏在具体学术问题上的疏漏讹误,亦一一予以驳正,既反映出考证之学的精进,也反映出四库馆臣务求持平的求是学风。

清人顾炎武文献编纂思想考略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文献编纂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本文通过对顾氏生平文献著述的考察,概括其文献编纂的总体特色,并着重以《日知录》和《顾亭林诗文集》为对象,对顾炎武的文献编纂理论及编纂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

顾炎武的易学研究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博通群经,兼采众长,邃于经义,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和古韵都做过深人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同时又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经世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义理与致用并重的治《易》倾向,与先秦儒家《易传》一脉相承。研究中国易学史,应充分重视顾炎武的易学成就。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是基于对明亡之故的探究及其亡国之训的总结。他认为,是由于明末统治者长期的政教缺失,导致了士大夫阶层道德沦丧,以至最终失天下而亡其国,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后世治国者当以此为殷鉴,首抓廉政,以"法""名""礼"兼采并用的综合治理方式来开展廉政建设,使君臣百官皆"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尽力达致民富国治而天下平。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论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三大理论特色

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有许多近代性因素,其政治思想具有三大理论特色:一是在批判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确立起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不再从儒家的性善论出发讲“修齐治平”的传统政治哲学,而是从现实的人、尤其是从皇帝和官员们的“私”和“欲”的现实存在出发,来探讨有效防止政治腐败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设之路,从理论上开辟了传统政治理论近代转型的新方向;三是紧紧抓住“选举”和“清议”这两个环节,将其看作是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与现代民主制度特别重视选举和舆论亦隐然有着某种精神实质上的相通之处。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