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近十年中国学界顾炎武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围绕顾炎武的生平与交游、著述版本与传播、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经世实学与社会治理思想、学术评价与历史地位五个主题产生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学界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考察了顾炎武的学术与人生,“顾学”研究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亮丽的风景。但也应看到顾炎武研究存在重“学”轻“行”的倾向,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礼学实践以及《日知录》等几部重要著述之外的其他著作也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顾炎武入祀昆山文庙始末

文庙始建于东汉,普及于唐代,因祭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文庙又称孔庙。从祀孔庙是传统社会中儒者期望获取的最高荣誉。昆山文庙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初在察院场旧址(今中山堂之后),建筑较为简陋。宋元祐年间移建至齐礼坊(今西大桥北堍)。元至正十七年(1357),知州费复初为了提升城池文气,将文庙进行重修和扩建,昆山文庙一时成为周围香火旺盛的著名文庙之一。

顾炎武的新“仁道”观探究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旧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顾炎武基于社会事实的变化,提出了“率性而为”“情理并存”“私生于仁”的新“仁道”观。此新“仁道”观一方面发展了传统仁道之“仁”,损益了宗法伦理之“礼”;另一方面,在反对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天理与人欲相对立”的流弊。顾炎武的新“仁道”观不仅创新了传统的“仁道”观,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仁道的践行蕴涵着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仁道的扩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略论顾炎武诗歌的时代价值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大量思想精深、学术谨严的传世著述,而且还创作了许多诗风雄放的旷世诗作。他的诗歌彰显“贵创、博证、致用”的学术范式,全面准确勾勒出十七世纪中后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真实面貌,具有“诗史”的文学价值。他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为时代立言、为百姓呼唤。顾炎武的诗歌蕴含着经典诗歌代代相传的优秀基因,是教化人心、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弘扬顾炎武诗歌彰显的杰出的爱国情怀、浓厚的忧民情怀、强烈的创新情怀、鲜明的守正情怀等时代价值,“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凝聚全体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磅礴伟力。

治道之术:顾炎武富民观研析

为了顺应时代思潮的要求,顾炎武通过经世致用将对道德的追求融入了做实事之中,关注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灵活地使用儒家经典来指导民众生活,促进国家富强。顾炎武通过重新探讨义利、公私、经权的关系,提出了与理学公私观不一致的实学思想,强调个人私欲的合理性,进而提出了鼓励富足百姓的“藏富于民”思想。顾炎武的“藏富于民”思想关注生财之法,认为通过藏富于民的方式可以促使钱币流动,调动个体的私欲,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务实倾向,是顾炎武在经世致用理念指导下提出的具体务实之策。

顾炎武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理念是顾炎武经世济民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结点。顾炎武以天下苍生为念,关注国计民生,在关于风土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徭役负担等民生方面有很多独到见解,这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与情怀的集中体现。

顾炎武关注军事问题的原因探析

明清易代之际,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休,顾炎武不仅目睹百姓的苦难生活,还亲历国破家亡之痛。彼时,针对明中期以后的社会现实,学者们反对空疏学风,将目光聚焦于“实务”,经世致用思潮兴起。顾炎武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具有极强的家国情怀,并在嗣祖教导之下关注诸多“有用之学”,加之战事不休,复国所需,其关心“实学”中的军事问题,不仅实际参与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中,还撰写著作探讨军事问题。

顾炎武及其经世致用思想探究

本文主要简单介绍顾炎武先生的生平,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经历、学术氛围进行简要的概括,归纳出顾炎武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与治学态度,用以探究顾炎武先生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启示。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

高尚之人格 不朽之学术---纪念顾炎武亭林先生四百年冥诞

顾亭林先生是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造就的时代巨人,是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宗师。先生对孔子所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八字,引证群书,实事求是,作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阐释。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身追求,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在宋明理学向乾嘉朴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顾亭林先生也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历史贡献,他提出"理学,经学也"的主张,把理学纳入了经学的范围;倡导开展经学史研究,从学术源头上确立兴复经学的学理依据,进而梳理演进脉络,把握异同离合;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示范了训诂治经的方法论。先生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后世学人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最具永恒价值。

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

本文对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表明明清之际的学术实质一直存在着学术以"为道"这一本原性价值追求与以博文为形式的单纯"为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首先对明末清初学术之大势进行了概要性叙述,对梁启超关于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推顾氏为"清学"开山,也未足以推崇顾氏。文字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之学,本质上是疏离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仅未能上接顾氏学术的根本义旨,而且也为戴震学术的某种质变形式。而"宋学"的重新张扬与"今文学派"的重登舞台,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则表明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将"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仅视为"门户之争"并不恰当,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义的。"宋学"与"今文学"的合流,既导致以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为学术主题,并由此而转向于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国学术正由此而进入于近代。

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读《亭林文集》郡县论及相关诸论书后

顾炎武是一位博通经史而旨在经世致用、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学者。读《亭林文集》卷一之《郡县论》以及《钱粮论》《生员论》,卷六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篇,可窥其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他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政治体制、财政、选举、军事等。今读其诸论并参考前贤与现时同行研究而有所启示,乃撰成此文,作为对这位伟大学者诞生400周年的纪念。

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

顾炎武出生于江南,却在北游活动中把下半生交付给北方,并终老于此。顾炎武之所以走上北游的不归路,他的地域倾向性(即钟爱北方,尤其是西北,而对南方心存偏见)是众多原因之一。探寻这种地域倾向性产生的原由所在,笔者认为,主要有魏晋以降北方学术文化观的影响、顾氏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顾氏个人的人生经历三个方面原因。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本义考论——从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谈起

梁启超将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其含义已与顾氏原义有了很大差别。顾炎武的原义实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论关切的具体内容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由此反对士大夫对佛老、玄学、心学甚至理学的理论喜好和士大夫处世的自由言行。梁启超则将国家振兴之希望,寄托于士大夫之自我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才能道德水平之提升,强调士大夫的社会担当职责。造成两者差异之原因在于梁启超的心学和现代启蒙思想背景,而顾炎武则基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现实关切和理论品格。今天,思考两者的差异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读顾炎武《大小诸证方论·序》

《大小诸证方论》，傅山著，顾炎武序。序文如下： 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效速；倍则厚，厚则力深。今日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四库全书总目》对顾炎武的学术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顾炎武学问淹博、考证精详,频繁征引其说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对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则颇有微词,反映出学术风气的嬗变。对顾氏在具体学术问题上的疏漏讹误,亦一一予以驳正,既反映出考证之学的精进,也反映出四库馆臣务求持平的求是学风。

清人顾炎武文献编纂思想考略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文献编纂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本文通过对顾氏生平文献著述的考察,概括其文献编纂的总体特色,并着重以《日知录》和《顾亭林诗文集》为对象,对顾炎武的文献编纂理论及编纂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