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夏佛教之漢藏與顯密圓融

本文通過對《大乘要道密集》收録的"大手印"傳軌文本,黑水城出土文獻《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欲護神求修》與《四字空行母記文》四種漢文藏傳佛教文本的分析,披露西夏時代所傳藏傳密教所附帶的明顯的漢傳佛教和顯宗佛教成分。同時,本文試圖展現在西夏時代,傳譯者們努力讓一個本來對於漢傳佛教徒來説陌生迥異的藏傳密教儀軌變得相對容易理解和接受,這些均反映出了西夏佛教具有漢藏和顯密兩種佛教傳統交融的特色。

大理国密教佛王信仰与禅宗传持的密化——关于《梵像卷》“南无释迦佛会”祖师图序意蕴的再议

《梵像卷》第23~57页“南无释迦佛会”图绘有十六罗汉、释迦牟尼佛和祖师图序像。在释迦佛的右下方绘有供养人南诏国主“摩诃罗嵯”隆舜。同时,隆舜亦出现在了禅宗祖师图序中。隆舜前承云南禅宗第四祖法光和尚,后接密僧赞陀崛多和沙门□□,以此共同形成十六祖师像,与释迦佛左侧十六罗汉相对称。本文通过对隆舜的图序安排及其图像特征的探讨,首先指出过去常探讨的佛王信仰,其本质就是瑜伽密教中“佛我一体”的观想法门和“无二平等”的修法思想;同时结合晚唐五代时的一本水陆经忏仪轨中的禅宗传法世系,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图序安排并非如学界之前所述,密僧赞陀崛多和沙门□□与禅宗系统无关—如此安排只是为了经营画面,与十六罗汉相呼应。实际上,隆舜、赞陀崛多和沙门□□是整个祖师图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映了晚唐五代至宋时,禅宗密化、禅密合流的“圆融”的信仰姿态,也折射出大理国与中原汉地有着相同的文化脉动。

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研究的无限可能--《敦煌西夏石窟艺术新论》介评

《敦煌西夏石窟艺术新论》以佛教造像为主体,对莫高窟、榆林窟、五个庙等石窟寺的西夏佛教美术进行研究,认为在“神系重构”的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显示出“传统与新样交织”“淡化佛教宣传和造像功德观念”“重视实践”“重汉传轻藏传”的特征。本书对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史的重构,展现出西夏石窟造像的多重特点。

《阿弥陀佛临终要》与临终迁旨研究

本文从文本和修法二个角度,对明代汉译藏传密教短篇仪轨《阿弥陀佛临终要》做了汉藏比较研究。《阿弥陀佛临终要》依《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说普贤十大行愿,述拔济众生脱离烦恼苦海,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思想。而其修法是典型的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本尊禅定的究竟定,故它是一部显密圆融的本尊修法。所谓“临终要”,则指它是一部指导行者临终修习“坡斡”,亦名“迁识”法的要门。笔者先对《阿弥陀佛临终要》与其相应的藏文本《无量光佛修习义》作细致的文本对勘,然后勾勒这个文本于西番传承的历史,进而对它所传的“临终瑜珈”修法,以及它与汉藏佛教中的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信仰的关系做一些基础性研究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