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

本专題史料,选自馆藏内阁题本,其内容反映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方面的情况。现予公布,供研究清初经济及中国盐业史参考。

清代顺治年间兴屯道、厅的兴废及其环境效应分析——基于对陕北中部地区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明末清初之际,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清政府试图通过推行兴屯垦殖政策,以达到"增赋裕饷"和"弭盗安民"的目的。然而由于政策本身的漏洞和执行者自身的问题,使得该项政策实行三年之后便归于失败。本文以中国传统农牧业边缘地带—陕北中部地区为案例,依据清代文献中的相关资料,以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全程考察为主线,通过揭示制度、政策因素作用于环境的途径和方式,深化该种驱动力对区域环境影响程度的认识。

顺治年间清朝的湖广剿抚和军饷供给

本文从顺治年间湖广军饷供给这一新的视角来分析清初所谓的剿抚之举 ,认为清军之所以能在与南明起义军余部的战争中取胜 ,与其在湖广地区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密切相关。

清代顺治年间河南纂修的方志述略

清代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据今人不完全统计,我国方志现存有八千余种,其中清代所修的多达六千余种,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仅就顺治年间(公元1644—1661年)的修志而论,河南省(本文所述之河南省,系顺治年间的行政区划)各级官府不仅着手早,而且成效显著,其成书数量之多,为同一时期其他各省所不及。它既为清代后来河南修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促进了清代其他诸省方志的纂修。回顾清代顺治年间河南地区纂修的方志,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编修新志是有益的。 一、顺治年间河南地区修志工作的展开 顺治初年,河南各级官府相继建立以后,即把修志作为巩固和加强政权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从顺治年间河南修志的进程来看,大体上可以顺治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河南布政司颁布的修志信牌为标志,分作两个阶段。

清顺治年间湖广等省兴屯始末

清代初期经过多年来军事破坏,天灾不断流行,各省户口大减,土地大片荒芜。从清政权建立开始,就感到恢复社会经济问题的紧迫,对招徕流民垦复荒地特别重视。但战争年代,垦荒只能在烽火的夹缝中进行,收效自然有限。顺治六年(1649)清廷颁布了一道关于全面垦荒的规定,经过数年,仍无多大进展,其原因除军事未定这一重大障碍外,还由于清初吏治未上轨道,以致垦政不能正常进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清廷决定另定一套屯政系统以专责成。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军费困难问题特别严重。

顺治年间的北人南任与江南征服——以扬州及苏、松、常、镇为中心

明清易代间,面对新入关的清朝,在是否归顺的问题上,大江南北呈现出了不同的图景。以山陕、北直、鲁豫等地为核心的北部省份士民较为迅速地归降新朝,清廷亦将诸多北人派往江南任地方官。在顺治朝江南动荡的大环境下,这些北人官员任职江南期间多办事勤勉,对清初江南的地方安抚、行政恢复与文化重建等方面贡献良多。

淮河流域中游顺治年间地震灾害考证研究

在整理淮河流域中游顺治年间地震灾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地震学及地质学原理,对顺治九年春发生于霍山东北的地震灾害进行了考证。经考证,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1)此次地震的发震时间为"二月十四日夜",而非"二月十四日丑时",地震发生于夜间而非凌晨;(2)震中烈度为8度,较之之前认定的7度略高;(3)震中位置描述应为"31.5°,116.5°",而"31°5′,116°5′"为错误描述;(4)震级经计算为6?,比原来认定的6级略高;(5)震源深度约为7.8公里,为典型的浅源地震。

清初题本中体现出的科举制度——以顺治年间科举题本为例

本文以清代顺治年间的科举题本为例,试对其中体现的清初科举制度的一些变化进行分析,并对显现出的弊端进行探讨。

封面满文书影——《顺治年间档》简介

辽宁省档案馆藏《顺治年间档》共1册71件,系北京总管内务府给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行文的抄存稿,成文时间在顺治四年至八年间,主要内容有:包衣人丁的调动、顶补、奖罚,婚配,编设粮庄并规定报粮数目,包衣人丁承担耕种粮食、饲养牲畜,捕打野牲、栽培果树、汲饯果品、纺纱织布、烧制木炭、守护陵园、维修宫殿等项差务。 《顺治年间档》形成时间较早,其内容虽然属于皇室事务,但相当具体地反映了清初满族社会中奴隶制的残余和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例如,盛京地区的皇室庄园中从事生产活动的“包衣”,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家奴,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庄园内,没有人身自由,承担沉重的劳役,就连其子女也不能逃脱,不得不世代为奴。再如,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死后,顺治皇帝追治其欺君罔上之罪,并将其夺去的正白旗控制权收回,从而恢复了皇太极开创的皇帝亲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的体制,于是在盛京也就增设了正白旗一个包衣佐领。

顺治年间《(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之探研

鱼鳞册是开始于宋代、固定于明清两朝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经综合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今于东阳市巍山镇大爽村发现的《(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系东阳目前发现最早,而且是唯一的一册鱼鳞册,对于研究古代东阳经济乃至社会发展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还原了清初东阳土地的丈量过程,明确了清初东阳一县土地所有权人的占有比例,反映了清初东阳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宗族居住等社会关系,具备相当意义的文物考古研究价值。

顺治年间汤若望管理钦天监事务探赜

顺治年间汤若望在获得钦天监管理权后,通过控制钦天监中层领导权,笼络钦天监内中下层人员的人心,同时加紧督促钦天监众人学习西法,经过漫长的过程才确立了西法在钦天监的主体地位。汤若望对回回科采取的打击压制措施,则导致了吴明炫对西法的攻击。

略论清顺治年间程朱理学的涌动

程朱理学并非普通的学术派别,而是一种集政治性、学术性及伦理教化功能为一体的社会政治学说与意识形态。顺治年间,程朱理学就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有所发展,不断集结着自己的力量,呈现出复兴之势,为其在康熙朝的鼎盛发展打下基础。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在清初走向复兴,重要的因素固然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然而,它在学术方面的影响与活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顺治年间浙江嘉兴一带士人的生存方式

嘉兴北靠苏、松,与浙东有带水之隔,顺治年间这一带士风严正而不失宽厚。当时在士风中起引领作用的陈确、张履祥等都以治生为立身之前提。艰苦的外部环境不仅没有使他们自暴自弃,反而使他们在反己自修方面提出了更加坚定的要求。他们尚且相信"圣王再作"的可能,所以他们一方面"修身以俟之",另一方面通过破除邪说、绍述先进以及培养后学使先王之道得到守护。

顺治年间景德镇瓷器上的题跋、书法与印章

1644年,满清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尽管这次改朝换代对中国的社会和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突如其来的政治变革并没有完全地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应该意识到,顺治年间（1644—1661）的许多瓷器工人曾生活在晚明的崇祯年间（1628—1644）。因此,对于顺治年间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也应该将晚明特别是崇祯年间的瓷器作为重要参考。

顺治朝的军费支出与田赋预征

顺治朝的军费支出数额究竟是多少?学者们多以张玉书、魏源等人的记述为凭 但征之现存档案,则有重新辨析的必要;而关于顺治朝的田赋预征,还未见到有学者论及。军费支出的巨大与四赋预征的实施,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合而论之,略述浅见。 一 顺治帝在位18年间,是清廷定鼎北京后的开国立业时期。终顺治一朝,清军南征北伐,东荡西除,战火不断。也正是在血与火的交织下,在各路大军的相继剿杀中,奠定了清王朝的一统帝业。顺治年间战争的连绵以及八旗军队数额的增加,以及随着明军、晚明军、起义军等各路军队的归降而建立起来的绿营军,造成了饷需的殷繁和军费的递长,正像时人描述的那样;“逆将归顺,兵马繁众,……兼之频年鞠旅陈师,饷繁粮浩”。 顺治年间由于连年用兵,加上奏销制度及其它财政制度尚未上轨,军费支出最大的特点是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搅在一起,而且数额不定。张玉书、魏源等人曾经谈到顺治朝的军费支出及财政情况; 方顺治八九年间,岁入额赋仅千四百八十五万,而诸路兵饷岁需千三百余万。加以 官俸各费二百余万,计岁出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出浮出入者八十七万五千有奇。至十 三年以后,增饷至二千万,嗣又增至二千四百万。除存留款项外,仅入额赋千九百六十 万,缺饷额至四百万,而各项经费犹不?

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

自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年间,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纷乱,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延续多年的严重饥荒,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就东南诸省来说,这一时期粮食价格的上涨率是以倍数计算的,叶梦珠叙述当时松江府一带的白米价格云:“崇祯三年庚午年荒,谷贵,民多莱色,……然越二载壬申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民间便苦其贵,……自是而后米价大约每以千文内外为率,至十一、二年间,钱价日减,米价顿长,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识者忧之,然未有着十五年春之甚者,……白米每石级银五两,

清顺治、康熙《延平府志》版本比较研究

清代顺治年间，孔自洙等修《延平府志》（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顺治十七年刊本）标点本，经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校审．历时数年．即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该志门类设置清晰，注意体现闽北理学人物及其著述。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版本雕印良好，是现存福建省旧志中一部编纂与雕印质量俱佳、具有重要地域历史文化价值的著述。

浅识时大彬的生卒年份

明朝制壶大家时大彬是宜兴紫砂制壶的一座丰碑，关于他的生平，普遍认为他是明末清初人；我们在百度搜索，他的简历似乎一目了然。时大彬（1573-1648年），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是著名的紫砂“四大家”之一时朋的儿子；他对紫砂陶的泥料配制、成型技法、造型设计与铭刻，都极有研究，确立了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用泥片和镶接那种凭空成型的高难度技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