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朝江南政策探赜

定鼎北京后,顺治帝对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对汉政策多有继承、发展,表现在江南地区,威压怀柔兼具是其总体特征。威压恫吓主要方式包括凸显民族文化、严禁讲学结社、镇压抗清运动、整肃思想秩序等;怀柔同化主要手段包括礼遇前朝帝王、尊崇儒家文化、开科招贤纳士、表彰殉难明臣等。通过上述治理政策的强力实施,清廷最终实现了对江南士人的分化,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江南地区。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顺治朝官修《明史》新考

顺治朝官修《明史》，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考证，但其中一些问题，限于史料，一直没有定论。笔者在研究傅维鳞《明书》过程中，发现一些重要史料，据此基本可以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典型弹劾案探析

清代顺治朝发生了众科道弹劾冯铨等许多典型弹劾案例。透视满洲统治者对这些典型弹劾案的处理,处处凸显其为维护当时政治需要服务的主要目的。正因如此,科道官所发挥的作用无形中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政局中逐渐陷入被动的状态,注定只能俯首听命而难于有所建树。

论清代顺治朝的巡按制度

清初统治者沿用了明代的巡按制度。巡按制度对巩固清初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安定民生有着积极影响,但少数巡按御史的不忠不法也不可避免地给巡按制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全面审慎考察巡按制度,利远大于弊,有益于为政治理,然而满汉官僚集团之间的尖锐对立最终导致巡按制度被弃而不用。

朝廷与府县——顺治朝下的正定府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中朝廷与地方府县的关系是所谓政通人和或相反发展的重要行政基础,正定,古代名郡,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历代王朝倚重之地,在清王朝建立初年顺治朝中,其作为入主中原后京师重镇,朝廷如何与其互动,上下如何交合影响一个新王朝的命运。顺治一朝,正定(时称真定)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政策得失述评——以孟乔芳任职陕西三边总督期间为中心(1645-1654)

明清鼎革之际,地处西北边陲的甘宁青地区社会动乱不已,各种势力竞相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顺治二年至十一年,甘宁青地区隶属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辖制,其在甘宁青地区的军事、吏治、民族政策等方面均有所施政。对孟乔芳督抚期间在甘宁青地区施政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的整体情况。

顺治朝制钱管理政策考略

制钱的铸造和流通是古代政权得以存在和维系的重要标志和条件,深受国家的重视,清朝亦不例外。顺治朝铜钱管理政策大略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制钱铸造事宜的监理,如设官督理钱法、派遣钦差监督地方鼓铸、厘定各省局铸钱本息奏销之例、制定相应惩处措施等;一是清廷对制钱流通事宜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古钱、伪钱和私铸三个问题上,虽然朝廷制定较为严厉的惩罚办法和相对完善的预防举措,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作用受限的初步探讨

清仍明代旧制,设科道官员执行监察职能,使封建官僚体系具备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对其为治大有裨益。然科道官的进言是否被采纳并不在于它的正确性,而要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科道官只是皇权的工具,需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服从其政治需要,甚至不能冒犯其民族习惯。科道官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亦受到严重局限,不得涉及满汉关系、满洲利益等敏感禁区。

略论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

清承明制,设立科道官员执行重要的监察职能。科道官在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作用,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亦犯颜直谏,此外在国计民生、时弊等诸多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科道官的设置,使封建官僚体系具备了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对政治大有裨益。但是,科道官群体的素质并非等齐划一,少数不忠、不法科道的分子存在也必将为其带来负面影响。

浅析顺治朝青花秋叶洞石纹饰

清朝顺治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因素与民众普遍存在的感知和认知经验相互渗透、选择和融合,构成了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保证了秋叶洞石纹饰的形成与存在。顺治时期秋叶洞石纹饰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下,通过秋叶、洞石等合规律的、抽象的和象征的意匠表达,用粗犷的青花,流畅的笔意,在使用器皿上把反抗的意识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同专制统治做斗争,反对清政权的统治,以寻求心灵的慰藉。在朝代更迭风雨变幻的顺治时期,这或许就是秋叶洞石纹饰普遍运用的原因。

清初顺治朝常州府进士的人文盛绩

龚自珍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清代学术文化成就了常州历史人文的高峰,而追本溯源,清初顺治时期的大批科举进士,则是开创这些文化盛绩的先行者、奠基者,他们给常州留下了诸多宝贵的人文资源。

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

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以确保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为避免皇权的过分膨胀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提出了限制王权的灾异谴告说。天人感应理论把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灾异示警,迫使统治者省察自身、广开言路;而臣子也会借此对皇帝的某些不当行为,以及当时亟待解决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谏言。通过顺治朝灾异发生时君臣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王因灾异下诏求言和臣工因灾异进言已成为谏议制度的内容之一。

《明清档案》与顺治朝吏治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历史档案之一,它包括有清代臣工给历届皇帝上的题奏本,历届皇帝颁发的谕旨诰敕,以及各级官府之间往来颁布的咨、移、禀、复、榜文,以及作为附件的题要、揭帖、簿籍、图册……等等。研究有清一代的历史,实不能忽视对这部份档案的利用。 本文分为六个部份,第一部份是对上述历史档案内容和史料价值的简介;第二部份是对清代顺治朝先后两个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与亲政后的顺治皇帝,他们在惩贪倡廉,革除晚明腐败所作的努力,以及取得过的一时性效果;第三部份以大量个案说明仅依靠严刑峻法并未能真正从根本上产除陋弊,其中有关于体制及官员素质等诸方面的原因;第四部份是在司法方面“清沿明制”,亦沿其弊的揭露;第五部份是对清初在陋规方面的蔓延和恶性发展的揭示;第六部份是对清代各级衙门主要成员——官员和书吏、衙役之间互相依靠、勾结,又互相箝制、倾轧的几种类型的阐述。 总的说来,作者认为虽然改朝换代,但官场中的腐恶并不易彻底扫除,吏治的澄清是一个非常复杂,有待于综合治理的问题。作为满汉地主贵族联合统治工具的各级官府及其官、吏、役人等,具有对人民群众压迫的本质,其操守道德水平必然低于社会的一般水平,乃是易于理解的。

顺治朝薙发案

清入关后,依恃武力,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以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顺治二年六月发布的薙发令,强迫汉人依照满族习俗薙发留辫,就是这些强暴的措施之一。这一命令,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成为清初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但此事在当时是与圈地、逃人等残暴事件一样,属于不准议奏的事件,故留传下来的史料甚少。现从本馆所藏档案中,选出有关剃发史料十四件予以发表,供研究者参考。

清顺治朝的长芦盐政

清初,长芦运司盐政成为清廷首要的控制目标。顺治元年八月,王国佐条奏长芦盐法十四事,意在长芦盐政的恢复中限制官吏、保护盐商、严厉打击私盐,保证朝廷的盐税收入。清朝令运司招商纳银,依额解部,形成了"引从部发、盐不边中"的特色。顺治初年私盐泛滥,满洲人嗜利、贩私者投充仗势贩盐是重要原因。兵饷之需使得清廷格外重视盐税征收,清廷很快将恤商让位于裕课,不仅停止了"见盐征课",而且按照万历时期的旧额征收,带征免去的盐税项目,加强官员征税的考核,强力征收盐课。顺治元年清朝得到的税收盐课银都是长芦盐政提供的。

顺治朝的恩诏加爵及其承袭考述

顺治朝的恩诏加爵是有清一代仅见的历史现象,清代各种文献记载有关恩诏加爵的时间、详情、矛盾、错讹、不实之处极多,对于加爵对象、恩诏所加之爵的承袭处理亦语焉不详。文献记载的错谬不仅影响到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本身的系统了解,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清初旗人、汉人政治地位的认识。

顺治朝汉军官员入旗缘由研究

在清军统一中原的战争中,顺治朝编入八旗汉军的中原汉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相关满汉文献的分析与总结,发现中原汉官被编入八旗汉军的缘由主要有降清时间、受降者身份的不同,降清前后的政治军事表现,自身经历与拥有的军事资源,个人意愿等。这些入旗缘由,一方面是继承关外传统,另一方面是为应对入关后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

顺治朝满文档案札记

依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史料,我们断定,顺治帝福临6岁前的满语名字为fangkala(方喀拉);amba coohai ejen doro be aliha ho sˇoi mergen qin wang"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率清军进关后,改称号为doro be aliha wang hese be aliha amba coohai ejen"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彰显独一无二的"摄政王"地位;顺治十三年(1656年)底、十四年(1657年)初,顺治帝命将庙坛匾额去蒙古字,只书满汉两种文字。这些新观点,无不说明清初满文档案于清史研究独具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