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与应的错位:顾实汗进兵青藏的原因与目的

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卫拉特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率部进入青藏地区,帮助格鲁派消灭了却土汗、白利土司,并推翻藏巴汗政权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这在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藏文文献往往从格鲁派的立场对此进行肯定性解释,并将顾实汗崇奉为"持教法王"。其实,应从当时蒙藏双方历史处境出发,对顾实汗率部入藏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

顾实及其《图书馆指南》研究

1918年顾实以日文书籍《图书馆小识》为蓝本编译了具有很强时代特征的著作《图书馆指南》,集中体现了我国民国时期图书馆"以日为师"的学术思想特征,有一定的内容局限性,但对于窥探当时对图书馆的认识以及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背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顾实《图书馆指南》误读二三事

学界普遍认为《图书馆指南》的主要内容与日本图书馆协会编写的《図書館小識》的中译本《图书馆小识》相同,但顾实在书中并未言明其为译著,此举常为学界诟病,然而顾实为何不言明《图书馆指南》为译著这个问题却无人问津。通过分析相关资料发现,顾实确在《教育公报》曾公开声明《图书馆指南》为迻译新籍,但这一点却鲜为人知;该书加页的“文学丛书书目提要”的推广词中讲顾实编辑《图书馆指南》是为了介绍日本新学说等,则间接说明了该书为编译作品。同时对顾实与《图书馆小识》的翻译、《図書館小識》的版次与编者、顾实是否读过《图书馆小识》等几个误读,进行了阐明。

顾实学术方法及其在文献学上的成就

本文认为顾实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注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并将其运用到读书治学中,取得了令人敬佩的学术成就。在具体的学术方法上运用上又强调文献学的基础功底。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顾实学术生平考述

顾实早年曾致力于教育救国,兴办新式学堂,中年转向学术研究,倡导昌明国学。作为民国时期文史界知名学者、教授,顾实在小学、诸子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领域卓有建树,在教育界、中医界、报刊与出版界也颇有声名。顾实与陈中凡、吴梅等能够于“学衡派”之外别立一家,提出“学融中外”“识穷古今”的治学理念,这种通达的立场,对于弘扬传统、接驳世界,仍有借鉴意义。发掘顾实的生平史料与学术贡献,对于全面了解20世纪初早期学人在新旧过渡时期不同的国学主张与国学实践,以及客观评价早期学人处理国学与西学关系的经验与教训,都有重要意义。

顾实汗经略青藏与格鲁派、清政府的关系发展探析

明朝末年,格鲁派处于却图汗、百利土司、藏巴汗等敌对势力的联合压迫下,处境岌岌可危,为此格鲁派向厄鲁特蒙古部发出求援,和硕特部顾实汗应邀进入青藏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铲除格鲁派敌对势力的行动,最终统一青藏地区,与格鲁派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成立蒙藏联合的甘丹颇章政权,顾实汗成为青藏地区最高统治者。同时期,在东北地区满洲贵族建立的大清政权,已有逐鹿中原之势。顾实汗进入青海初就积极与清建立政治联系,随后双方交往越来越密切,双方关系从初步接触到朝贡不绝、互遣使者,清朝也通过顾实汗加强与格鲁派高层之间的关系,双方也由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转变成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顾实汗经略青藏时期,顾实汗、格鲁派、清政府三者之间因相互利用而形成一种相对平衡而友好的关系格局。

顾实与姚明辉《汉书·艺文志》研究刍议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对后世的图书分类影响深远。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与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是近代注解《汉书·艺文志》的代表性著作。两者对《汉书·艺文志》都采用标注存亡的方法,但对待章学诚"互著法"态度不同,古籍注解内容颇有殊异。对两家著作进行比较分析,是为深入研究两者学术价值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国学家之文学史——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的再“估价”

近代本土书写的中国文学史多因“贩自日本”而备受诟病,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也未能幸免。该书虽以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为底本,但立场与原作迥异。久保氏以域外汉学家的视角将中国文学视作“保守”“实用”的“他者”,顾实则以本土国学家的立场回应了久保氏的误读与偏见,强调中国文学有独特的价值,同时对国内当时分歧较大的雅俗与文白之争,多有独到的见解。将顾实及其文学史置于文学史本土书写的近代语境中予以考察,可以发现顾实等早期学人在向日本“拿来”文学史范式的同时,已经在思考如何处理国学的古今转化与中西对接,他们给出的方案,仍值得当下参考与借鉴。

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初探

顾实是民国时期一位颇受争议的学者。其代表作《中国文学史大纲》一经问世,就被当时武断的新文化阵营嗤之以鼻,全面否定,然而这些略带恶意的评价不足以掩盖这部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文章首先介绍了作者生平,其次考察了《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的版本和主要内容,最后是平议该书之优缺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宏伟版图上,顾著《中国文学史大纲》无疑是一部自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虽遭遇差评,几乎被人遗忘,但瑕不掩瑜,其中包含新颖的学术观点和丰富的知识要点有助于我们今天中国文学史的学习与参考。不过,书中存在的漏洞与缺点不容回避,至今仍有警示作用。

顾实汗及其与清朝政权的关系研究

清军入关前,顾实汗就遣使赴盛京向皇太极纳贡通好。清朝统一全国后,顾实汗以青藏高原为基础,一直与清朝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文章以此为线索,探讨顾实汗控制青藏高原藏区及其与清朝间的关系。

青海的蒙古族寺院

蒙古族在青海的历史悠久,但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实始于俺答”。明万历六年(1578),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应俺答之请曾来青海传教。万历十年(1582),三世达赖应请去内蒙参加俺答葬仪再来青海,并在今海南、海东、海北地区活动两年。三世达赖的青海之行,使格鲁派冲破民族界限,迅速传播到蒙古族中。后来,格鲁派上层认定俺答曾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更使“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十七世纪初,格鲁派在西藏受到藏巴汗政权的威胁,求援于顾实汗。从此,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结成联盟。

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 ,2 0世纪 2 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 ,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 ,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 ,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 ,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 ,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 ,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 ,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 ;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 ,“国学”一名终于不立 。

“阳纡之山”新考

通过梳理前贤今人之成果,考定《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载之"阳纡之山",应即今狼山、色尔腾山与乌拉山的合称。

元明清时期的藏族

还在唐朝时期,吐蕃向甘陇、西蜀和云南西北部一带发展势力之时,藏族人口即以今西藏为中心,散及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地方。而元、明、清时期藏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沿袭唐朝时期未变。 元朝时期,藏族的汉文书面记录名称仍作“吐蕃”。明朝时期作“西蕃”,称藏族主要聚居区的西藏为“乌思藏”。而云南西北部的藏族却被称为“古宗”。清朝时期称西藏的藏族为“藏番”,又因其地在祖国之西,故称“西藏”。而《卫藏通志》卷十五则说:“唐古忒,旧为图伯特国,在工布江达之西,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察木多(今昌都);卫即今之前藏(以拉萨为中心);藏即今之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也。”